激进女性主义的主张是：女性是一个阶级，男性是另一个阶级。她们激烈而鲜明地反对男权制社会，通过宣传示威活动，建立女性空间和女性文化。她们的基本观点是：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即个人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不是个人原因，是社会不公；以男权制为根源的阶级压迫；对男权制的心理学、生理学解释；男女有本质不同；社会必须彻底改变；等级制必须消灭。 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压迫阶级，并称现行的社会体制是性阶级体制 (sex class system)；男女不平等是由性别所造成的，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要破坏性别角色的分工。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甚至将女性的低下地位归咎于生理结构，认为女性的身体是自然界的畸形创造，这一生理结构导致女性以为自己应当去做那些屈从于男性统治的事情，诸如生育、带孩子、性交等；既然并不仅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才受压迫，而是在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可能发生压迫女性的现象，那么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就不是由阶级原因，而是由生理原因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女性的生育；只有通过诸如避孕技术、试管婴儿、人工授精及无性繁殖这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把女性从生育这一压迫她们的生理功能下解放出来，女性的处境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只要两性的区分在生理上和社会上还继续存在，女性的处境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她们认为，要想铲除这一性阶级体制，必须首先铲除其生理基础；只有想办法消除使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生理差异，使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不再有意义，才能进而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舒拉米斯·费尔史东(Shulamith Firestone) 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性的辩证法》被誉为对女性受压迫进行系统分析并解释其根源的最早尝试之一。她在这部著作中表达的一种观点十分引人注目：通常，女性主义者总是否定女性的依从地位有其生物学的基础，可费尔斯通却认为，女性依从地位的根源在于人类生物学的某些永存的事实，那就是：婴儿的成熟期很长，这便决定了婴儿要有很长一段时间依赖于成人，特别是要依赖母奶才能生存；与此同时，生育使女性的体质变弱，使她们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由这一逻辑推衍下去，费尔斯通得到了如下的结论：女性解放要靠“生物革命”和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技术进步，这一革命不仅要使婴儿的养育脱离人奶，而且要使生育过程脱离子宫，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女性对男人的体力的依赖，而这一依赖恰恰是女性依从地位的生理基础。(贾格尔等，1989年)
人类学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非洲游牧民族和爱斯基摩人以及其他狩猎民族中，造成男性统治的原因不能仅仅用与外界的阶级社会接触来解释，而要由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及致使女性地位低下的生理原因来解释。除了前述费尔斯通的解释，即男权制产生的原因是原始人的后代对母亲的依附，以及母亲依附于在她生产和哺乳时供养她的男人这一基本事实之外，更普遍的一种看法是，男性统治既非来自男性的好战，也不是由于女性的依附性，而是起源于男性的狩猎活动。由于女性要哺育孩子，不能去狩猎，男人就利用她的无能为力而控制了肉类的交换。随着肉类在不同狩猎集团饮食中处于日渐重要的地位，就逐渐形成了男性的统治。
激进女性主义的男权制理论并不把国家作为政治的中心议题，而认为国家只是男权制压迫的工具；它不看重经济压迫，并且认为，那种以为推翻了经济压迫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观点是错误的。女人是作为女人而遭受经济压迫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性别中立的无产阶级成员而遭受经济压迫的。这一理论还认为，家庭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部分，其中包括在家务劳动上对女性的剥削、性剥削等。
激进女性主义向传统的权力及政治观念提出了挑战。它指出，男权制在所有的社会中运行，其力量远远超过了正规的权力制度，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线。它在人们的童年就开始以社会教化的形式灌输给他们，通过教育、文学和宗教这些手段的强化，使人们将其内化在心灵深处。有些女人因此而仇视自我，否定自我，接受了自己是二等公民的看法。有的女性主义者甚至直截了当地将男权制称为“男权制宗教”，并认为全世界的各种主要宗教全都在起着使男权制合法化的作用。因此，女性运动不仅是反教会的，而且是后基督教的精神革命。 在批判男权制度的同时，基进女性主义者也试图找出理想的性别角色。在1970年代早期，由于认为性别制度是压迫的来源，因此不少人主张以中性（androgyny，或译作男女同体）的文化来取代原本的两极区分的两性，在理想的社会中，男女之间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如米列指出性及性别之间的不同，前者为天生，但后者为社会文化所形塑，以试图去除原本社会对于两性的刻版印象和要求对女性带来的压迫。这样的主张最基进者如法国的维蒂格（Monnique Wittig），甚至认为连两性生理差异，例如女性生育小孩也并非是自然的，而是后天加诸于女性的任务。
但这种男女同体的主张，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批判，许多基进女性主义者不认为期望男女都成为“中性”是能解决性别压迫问题的方式，她们认为女性有其自身优越不同于男性的特质，因此要解决压迫问题是要将女性和男性分离，她们致力于创造妇女的空间、保护受害妇女，并发展妇女自身的文化，而其中基进女同性恋者（Radical lesbians）便是这种主张的实践者。 许多基进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关系是女性主义的重要课题，因为男性在性关系上具有的侵略性、支配性而女人则是顺从而被动，而以这样的关系为基础，使得女性在其他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上都处于被支配的角色。因此，她们批判包括社会上对爱情的想像、强暴的行为、以及色情事物中对女性的贬抑等。而许多基进女同性恋者，也是基于男女异性恋关系的不平等而主张不与男人发生关系。
激进女性主义将其理论重心放在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男性对女性在性和生育领域的控制上；它视男性群体为压迫女性的群体，要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争取女性的中心地位。这一理论的极端形式是攻击异性恋、性暴力和淫秽色情品的制造与销售。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根源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这种统治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一是通过意识形态途径，其中包括淫秽色情品的制售，贬低女性的思维定式，性别主义的幽默玩笑等；二是通过实践的途径，其中包括男性中心的婚姻和财产法，剥夺女性的生育权利，性暴力等。 基于上述观点，激进女性主义致力于下列工作：为被强奸女性设立救助中心；为受暴女性提供庇护所。她们最活跃的方面在和平、生态、生育权利、反对淫秽色情品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等。她们为运动所制定的目标是：摧毁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机制，代之以赋权机制 (systems of empowerment)。
对于激进女性主义所提出男权制这一理论，女性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虽然有人认为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压迫女性的机制是有效的，但也有人认为它太过宽泛，太过概括，还有人认为它太受特殊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如用“性-性别体系”(sex-gender system) 这一概念来取代它。有的批评指出：这一理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它不能解释男权制起源，因此难以提供结束男权统治的策略；它建立在“男人是敌人”这一错误的判断之上，所以只能在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当中引起共鸣，不能吸引到广大女性的认同；这一理论是非历史的，建立在错误的普遍适用假设之上，它只反映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女性、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的情况；按照这一理论的逻辑，在男人数世纪的错误统治之下，女人所扮演的只是被动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历史和未来的共同创造者。对激进女性主义的另一种批评来自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它把男女两性的两分状态固定化了，把男权制的压迫和禁制当作一个静态的概念来看待。
海蒂·哈特曼 (Heidi Hartmann) 的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结合》曾在70年代广为流传。她既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也批评了激进女性主义的阶级盲点，从男性在家庭内外控制女性劳动力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男权制这一范畴。她把资本主义和男权制看作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的两个制度，并认为，女性解放就是要把这两种制度都消灭。(贾格尔等，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