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女性主义的历史可以看出，女性主义不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经历百年发展，它仍然庞大松散，有时还歧义百出。许多现代理论家在讨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时，一般不把它当做一个统一的思想整体，而是根据它们的分歧，把它们区分为多种不同流派。
最为常见的几种流派是自由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这一术语虽也经常使用，但有许多模糊之处，有时用来描述那些将社会主义目标与女性主义目标相关联的理论。无论是否专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有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综合起来的现代尝试。
第一，自由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的屈从地位根植于一整套的社会习俗和法律限制。自由女性主义主要著作有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妇女权利辩护论》，另外还有一部出自男性作家之手，即穆勒的《论妇女的屈从》。《妇女权利辩护论》被后世称为“第一部女性主义作品”。
自由女性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比我们想象的激进。它对社会经济体制、婚姻和家庭发动了一系列的抨击。A但自由女性主义基本上还是社会改良主义，它在承认现有政治、法律体制的前提下寻求法律保护，争取妇女享有参政权、受教育权。女性的不平等地位是妨碍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具有理性，女性应当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如果说男女理性有差异，那是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结果。只有在教育机会均等的未来，两性之间才会最终消除心理差异。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自由女性主义一直在为妇女的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及在法律上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权利而辩护和斗争。
第二，激进女性主义群体中观点的多样性是激进女性主义流派的特点。所有激进女性主义者都特别关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生育问题，并以此作为女性主义思想发展的论题领域。他们坚持认为女性气质是被男人建构出来的，是为父权制服务的。为了得到解放，妇女应该给女性新的女性的中心意义。为了得到解放，妇女必须跳出异性恋欲的限制，并通过独身、自娱或女同性恋创造出独到的性欲。激进女性主义强调性别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粉碎“父权制”。它认为男人对女人的家长制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权力关系，这一权力关系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法律等公共领域，而且还存在于最为亲密的两性关系领域，因而提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主张，重新界定政治学中的权力概念。有些激进女性主义者走得更远一些，把所有男性都当做“敌人”，把女同性恋、性别分离主义作为唯一可行的女性主义选择。
第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结合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这是因为妇女受压迫起源于私有制的引入，在阶级社会只有少数中产阶级妇女才能受益于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各种权利，大多数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妇女进入有偿劳动市场，在于妇女参与阶级斗争。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妇女受压迫的基础——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才能消失，孩子的公共抚养及家务劳动的双方承担才能免除，使妇女能够充分就业。
这一变革是经济发展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仅仅通过寻求正义是不能实现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还有许多分歧、争论。有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则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的精华结合起来。他们赞同激进女性主义所坚持的观点，即男性权力的无所不在，以及把生活的一切领域当做政治领域来看待。但他们试图从历史角度看待家长制权力，特别关注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相互作用的方式。他们在各个层面开展斗争，有时还包括与男性的合作。与自由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保持目前的性别不平等状态至少与男性的短期利益相符。与一些激进女性主义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利益不是永远对立的。
第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所说的妇女解放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它不是单一的，而是整体性的全面的解放。如果说在第一次女性运动中，女性主义者所理解的妇女解放主要是政治上的解放，即在国家范围内争取到政治上的权利，如选举权等等，那么第二次女性运动中的女性主义者，特别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妇女解放不只是政治权利上的解放，也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全面的解放。
第五，后现代女性主义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试图发展出一套不依赖传统哲学基础的新的社会批判范式。它彻底否定传统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概念，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后现代女性主义具体又可分为唯本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和构成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唯本论后现代女性主义继承并修正了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用解构主义作为方法论，重新讨论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基本上承认男女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构成论后现代女性主义以解构主义为目的，否认男性和女性观念。认为两性平等观是男权思维逻辑的延伸，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女性受压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