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女性主义的许多思想并不是过去没有人提出过，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才发展成一种系统的自我认定的理论。激进女性主义最主要的理论建树是男权制理论。激进女性主义坚持认为，自己独立创造了男权制理论，并宣称自己一派的理论“完全没有男权制的痕迹”。(Barrett and Phillips, 120)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是最早将男权制这一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的人，她在《性政治》一书的第二章首先引入了这一概念，成为后来女性主义理论大量使用这一概念的起点。这个概念本不是什么新创造出来的概念，指的是由父亲作家长的机制。米利特为它加入了新的含义，这样它就包含了双重含义：第一，它指男性统治女性；第二，它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从60年代开始，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
激进女性主义非常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关于女性的理论，是由女性创造的理论，又是为了女性而创造的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有：把对女性的压迫视为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其目的在于理解和结束这一统治；在所有的概念中，男权制是关键概念；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同男性利益相对立，这一利益使女性在姐妹情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线，所有的女性都应当为女性的解放而共同斗争；男权制的统治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例如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男制统治的工具。此外，激进女性主义还有两个基本命题：
第一，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交换价值先于使用价值；
第二，在男制体系中，交换价值是由男性来定义的。激进女性主义主张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即使是女性最私人最隐密的经验，也是由拥有特权地位的男性原则的制度和结构造就的。
激进女性主义的理论论证追溯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性在所有的社会都处于从属地位，原因是什么？在15世纪的欧洲有迫害女巫的运动；在中国有女性裹小脚的习俗；在非洲至今还有许多女性要受割礼 (阴部环切术)；在美国也有妇科学 (gynaecology)，其功能同上述那些习俗类似，都是为了控制女人的身体、性和生存环境。激进女性主义者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整个女性群体“殖民化”(colonizing) 的问题，这一理论的主要假设是：“女性普遍的殖民化，即普遍屈从于男权制的压迫。”(Smith and Watson, 19) 女性受到男权制社会制度的压迫，这是最基本的压迫机制；其他形式的压迫，如种族主义，健全主义 (able-bodiedism)，异性恋霸权主义以及阶级压迫，全都与性别的压迫有关。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创造出性别阶级 (sex-class) 这一概念。她们认为，男性是与女性极为不同的一种人，是一种富于攻击性的邪恶的人，他们迄今为止一直在统治、压迫、剥削和残害女性。
激进女性主义指出，女性所遭受的压迫有如下五种特征：
第一，从历史上看，女性是最早受到压迫的群体。
第二，女性受压迫是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存在于一切已知的社会之中。
第三，女性所受压迫最深，这种压迫形式又最难根除，依靠消灭阶级社会之类的社会变革也不能将其除掉。
第四，女性所受压迫对受害者造成了最大的 (无论质还是量的方面的) 痛苦，虽然这种痛苦由于压迫者和受害者都有性别偏见而往往未被认识到。
第五，女性所受压迫为理解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提供了概念模式。虽然不同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性质的强调侧面有所不同，但她们至少在上述的前三点上意见一致。(贾格尔等，1989年) 在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开始改变其观点，从把女性的地位低下归因于女性的生理状态，转变为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从而走向另一极端，鼓吹排斥男性，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倾向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把男人当作敌人。一种典型的激进女性主义言论是这样的：有人说，女性运动是有始以来第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而我们认为敌人就是社会和男人。(Pearsall, 137) 在第四次世界女性大会上，有一位老年女性发言说，记得在60年代、70年代那时，在女性的集会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位女性高声问与会女性：“谁是我们的敌人？”大家齐声回答：“男人！”
不仅是激进女性主义这样看，就连萨特都认为女性运动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他曾说过：“迄今为止，阶级斗争是由一部分男人针对另一部分男人而展开的。它本质上是男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与权力或经济相联系的关系。而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却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女性斗争不是从阶级斗争中引伸出来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大多数女性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这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而每一个女性只要通过加入这场运动，使它成为规模更大的斗争，她们就能从中获得益处。”(转引自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牧原编，第80-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