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是汉语里本来就有的。
国号日本”论考
墓志文开头交待：国号日本。这意味着，至少公元734年，即井真成逝世时，东嬴就以日本为国号了。但这是最早见诸文字的记载吗？
最早记载日本国家的书，是中国的《后汉书·倭人传》。书中道：“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把日本称作倭。稍后的《魏志·倭人传》以及后世的《晋书·倭人传》、《宋书·倭国传》、《南齐书·倭国传》、《梁书·倭国传》、《南史·倭国传》、《北史·倭传》和《隋书·倭国传》，也都把日本称作倭国。但是，《隋书·倭国传》里，有一段很有趣的插曲，说“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笔者认为，“日出处”一句，就是“日本”一词的由来，也是最早见诸文字的依据。但这并非国号。几年前，《联合早报》就曾以日本一词由来为伏笔，出了个上联：日本东升光跃九州四国。其关键词在“本”（本来）字上，一字两意。当时，无人理对。笔者斗胆对以：中原天下德被千山万河。用“原”（原本）字对“本”字，也是一字两意，“九州四国”是两个地名，且有寓意，“千山万河”（河读huo）也是两个地名，同样富有寓意。同时，“日本”与“中原”都是两个国家的名讳。
《旧唐书·倭国·日本国传》的记载同上述史书不同。《旧唐书》明确写道：“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新唐书·日本传》也有同样的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因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旧唐书》在记述完日本称谓变更之后，进一步陈述道：“长安3年，其大臣真人来贡方物。”长安3年，系公元702年，“大臣真人”，即第七次遣唐使持节大使（遣唐使按高低分为持节大使、押使、大使和副使）栗田真人。就是说，是栗田持节大使第一次正式地向唐通报了“日本”这个国号（《新唐书》中明确记载，“使者言”。）。这就是中日史学界把公元701年，即日本任命遣唐使，并行授刀仪式之年，定为日本国号元年的依据。
但是，《旧唐书》成书，并非8世纪初。由此，笔者认为，盛唐时，见诸诗歌中的“日本”，应该说其文字要早于《旧唐书》。打开《全唐诗》，可以发现，唐开元10年（公元722年），储光羲有一首《洛中贻朝校书衡》诗，诗中题词：“朝即日本人也”。这是唐诗中，第一个使用“日本”称谓的。其后，733年，朝衡等人要求同第9次遣唐使一道回国之际，朝衡的好友赵骅写了一首送别诗，诗的题目是《送晁补阙归日本国》。以上两首诗，所提到的“日本”，应该说都要早于井真成墓志文中使用的“日本”。此后，唐诗中出现“日本”两字，已不为鲜。公元753年，朝衡真的要随遣唐使回国时，诗人王维和包佶分别写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和《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诗篇。值得一题的是，第10次遣唐使回国时，玄宗皇帝也作了一首诗，题目是《送日本使》。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哭晁卿衡》诗，更为中日两国友好人士所津津乐道：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另据1998年台湾学术杂志载，1992年发现的唐代官员墓志文上即有“在朝廷与宰相一同会见日本使节”的记述。墓志文还说，该官员死于713年，葬洛阳。从时间上看，该官员见到的应该是第七次遣唐使的使节，即笔者前面所说的702年的栗田真人一行。如果台湾的学术杂志无误，这一通碑该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最古老的“国号日本”记述。
以上，仅是关于记载“日本”的几个例子。倘若仔细地检索中日两国两千余年的相关资料，我想，也许会有更多的涉猎早期“日本”国号的文章被发现。这里，笔者想说的是，把井真成墓志文的“国号日本”，说成是历史之最，是有失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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