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12-13
陶行知
文萱
陶行知(1891~1946),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原名文,后改知行、行知,安徽省歙县人。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1920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同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执行书记,致力于平民教育。1926年,起草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国难教育社,创办"山海工学团",主张采用"小先生制",实行"即知即传"。发起组织生活教育社。1934年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一二九运动后,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与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提出教育必须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的主张。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著有《陶行知全集》(六卷)、《普及教育》(三集)等。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形成"生活教育"教育思想体系。
"教育即生活"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quot;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生活"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的理解,而?quot;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体讲,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均由生活决定;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quot;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2个回答 2006-12-13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辑,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