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朝是不是中国的正统/正朔”，一直是网络社区热门的争议话题，尤以元、清为最。但实际上“正朔”和“正统”并不是一回事，更不能混用。从语法的角度来说，“正朔”是并列结构，“正+朔”，而“正统”是偏正结构，“正的统”。
而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误解，还远不止于此。本文尝试辨其异同，考其源流，以飨读者。
一、正朔：从历法概念到礼仪文化
“正朔”本来是历法概念，正就是正月，朔就是初一。所谓“夏历建寅，殷历建丑，周历建子”，夏商周三代的正月——据说，其实很可能是汉儒瞎编的——是不一样的，分别相当于今天农历的一月、十二月、十一月。因为根据公羊学派的观点，“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正朔是“受天命”的表现。
而汉以后的“改正朔”就很少这么折腾了，一般只改“元年”即改年号而不改“正月”，只有魏明帝、武则天、唐肃宗等几个例外A。所以“正朔”很多时候就代指年号，“建正朔”基本上是“建号称帝”的同义词。《册府元龟·僭伪部·总序》：
凡十有六国焉，俱僭大号，各建正朔，或称王爵······
《玉壶清话》卷九：
广陵杨氏，当天佑戊寅间，江、淮无主，奄三十郡，自建正朔，制度草创。
而“称（用/奉/行/禀/尊）某正朔”即指使用另一政权的年号，则是对其称臣的表现。《晋书·地理志》：
是时中原沦没，元帝徙居江左，轨控据河西，称晋正朔，是为前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三：
上遗左副元帅宗维书：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
“颁正朔”则是教化四夷的重要手段。《旧唐书·刘仁轨传》：
于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人怪其故，答曰：“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
《殊域周咨录》卷七：
宣德元年，行人黄原昌颁正朔至其国。
另外，根据“存亡继绝”的原则，还会让前朝后裔在封地内保留其正朔。《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
此外，“正朔”又常与衣冠服色并称，泛指整个礼仪文化、典章制度。《汉书·韩安国传》：
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
《南齐书·祥瑞志》：
获玺方寸四分·····欲献虏主。惠度睹其文，窃谓“当今衣冠正朔，在于齐国”。
同时，这也是今天的一些历史爱好者最喜欢使用的义项，毕竟年号不能重建，服饰却可以复兴。而汉服群体又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关于“元清非正统”的争论，因此我颇怀疑将“正朔”误以为“正统”之同义词而使用，就是发生在这一过程中。
二、正统之统：传承还是合并
正统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仍然是较为常用的，也并不难懂：正确的正，传统的统。“正”是用来修饰“统”的，而“统”就是“传承”的意思，可以是王朝之统，也可以是家族、学派、宗教、政党之统，所谓“血统”“道统”“法统”都是这个意思。
但是一旦涉及到“王朝”，就有人非要舍弃时间意义上的“传承”而把“统”解释为空间意义上的“统一”、“合并”，实在是耐人寻味。那我们不妨追根溯源，来看看“统”字含义的演变过程。
上图是小篆的“统”字，左边是系字旁，表示与丝相关，右边描绘的是“缫丝”即将蚕茧抽出蚕丝的过程。
统的本义，就是指丝线的线头，也就是“开始”。所谓“王者大一统”，就是“王者尊崇最根本的开始”。所以，历法中的“正朔”才如此重要，因为正月初一是一年之始，自然可以称得上是“最根本的开始”。
有了线头（统），就能理丝为线（纪），有了开始，自然就会有传承。统、纪二字互训，都可以作为“史”的别称，历代史书也多有名为某统某纪者。
而空间意义上的“合并”，是后起之义。欧阳修《正统论》开头即引用《公羊传》的“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却说“统”就是“合天下于一”，从他的后文来看，此处显然是故意的曲解：
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推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
“统必有所受”的统，显然只能理解为时间意义上的“传承”，而要表达“合并”的意思，有“一”这个最简单的字足矣——想想《阿房宫赋》的开头：“六王毕，四海一”，何须“统”字？
然而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又是将王朝合法性之争概括为“正统论”的开始，此前则只有“正闰论”和“继统论”（而“正统”一词，最早是形容家族血统和帝系禅代的）。所以其影（wu）响（dao）十分广泛。事实上这种解读不光从词义上是错的，也偏离了“正闰论”和“继统论”的重点。
所谓“正闰”就是正和不正，而“继统”则是“承谁家统”的问题，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统必有所受”。
打个比方，“正闰论”关心的是：前头那根线，材质好不好，接上去能不能导电？“继统论”考虑的是：前头那么多线，我应该接哪根？是就近接，还是挑一根好的接？
“继统论”虽然不直接提“正”，但其选择标准必然同时也是“正”的评价标准。可以说，它与“正闰论”本质上是一回事，只不过后者更多的用来评价统一王朝，而前者只能是针对分裂时期政权的讨论。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结语中称，“以正统而论，正之为义犹重于统”，此言得之，而欧阳修《正统论》非但曲解了“统”字，更将“正统论”的重点转移到了“统一"，这实际上是用实用主义取代了道德主义，也正是这种混淆，让梁启超做出了“正统论自相矛盾”的论断，其实是打错了地方。
三、正统之“正”：道德主义与实用主义
何为正，何为不正，众说纷纭，但是在我看来都可以归结为上面说的“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类。前者以“德行”为准，后者以“功用”为尊。
汉初关于秦是否为闰位的争论，就是前者的代表。《资治通鉴·魏纪一》：
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
可见秦“不正”的原因是“暴政”。同样，以权臣篡位为闰、夷狄入主中原为闰者，这些都是“道德评价”的范畴，也就是饶宗颐所说的“历史之秤谓之正”。元、清以此类标准来衡量，恐怕很难过关。
而以“统合九州”为正统标准的，显然属于后者，如苏轼《后正统论》：
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耳。
而今天很多力主“元清为正统”的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在领土方面的贡献。此外，实用主义还体现为“私本朝”，也就是著者为了自身所处朝代的合法性而做出各种“强行解释”，比如习凿齿的《晋承汉统论》。
但是—— 别忘了，我们讨论的并不是“某王朝好不好”，而是“某王朝是不是正统”，前者是一个开放性的评价类问题，而后者是一个史学史上的观念问题，关键不在于你怎么看，而在于历代史家怎么看。
“正统”的价值评价体系，是基于儒家经典的产物，古代的历史学，也基本都是秉持儒家史观的，那么——儒家是“道德主义”的，还是“实用主义”的呢？答案很明显：不讲道德的儒家还是儒家吗？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附录中收集了的历代关于“正统”的讨论，可以看出，唐宋时即有皇甫湜、张栻、郑思肖等以“夷狄”斥元魏为闰位，到明代这种观点则更进一步，成为主流，胡翰、方孝孺、徐奋鹏、杨慎、丘濬、费訚、章潢，皆持此论。除此之外，明人对重修宋史有极强烈的热衷，也大抵是不满于元朝将宋、辽、金并列而意图重新书写“正统”，其中影响最大的王洙《宋史质》和柯维骐《宋史新编》更是直接“以明继宋”，元代年号一概摒弃不用。清代文网森严，除王夫之、甘京这两位遗民明言“元清非正统”外，学者皆闭口不谈元明，但却大多极力批评此前历代王朝，冠以无统、绝统、变统、霸统、窃统等名义，则总而言之，“道德判断”是史家主流，以"华夷"别正统也不是现代人的发明。
事实上，道德判断正是中国传统史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之精神所在，饶宗颐先生就认为“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不容忽视者也。”又称“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书中但凡提到郑思肖、方孝孺、章潢等力斥异族政权者，无不大加赞赏，“持论甚正”“不屈服于某种政治势力”“其见识伟矣，其人格夐矣”，对清人“正闰不当论内外”的言论则认为是“在满清帝制下 ，立论不得不如此”。
很多人喜欢将“官修前朝正史”视为承认前朝正统的标志，但这显然无法解释唐初一口气修史八部，也无法解释明修元史以铁木真为起点。实际上修史更多的宣告前朝的彻底死亡，这也是明初修元史如此匆忙的一个原因。更何况，青史是非，本就不该是皇帝一言而决，连明人都不迷信这种“钦定”，我们难道要比他们还唯唯诺诺吗？
梁启超即认为正统论有“奴隶根性”，“成即为王，败则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其实这些话用来评价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九州合一为正统”的实用主义标准，倒还真是挺合适的：实用主义史观，无论如何都脱不出“成王败寇”四字。“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是不太光彩的大实话，而“正统兵强马壮者为之”就很让人无语了。
更有意思的是，为本朝服务的实用主义标准，也会被别人拿去用。北宋文人喜欢将“统一”作为正统的标准，因为他们要强调自己和五代的不同。但是他们大概没有想到，这种“并有天下才能称正统”的逻辑，成为了促使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的动因之一。《元史·刘整传》：
入朝劝伐宋，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世祖曰：“朕意决矣。”
当然一句话不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至少能够说明，实用主义的标准，是会有反噬自身之危险的。
其实，今天的实用主义者完全没有必要来争抢“正统”这种没什么用的虚名，今天不再是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了。欲为“暴秦”张目者，不必称秦是正统，大可以自建一套法家史观；欲为元、清正名者，更无需将“正统”这顶不合身的帽子强行戴到它们头上，或许“内亚史观”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正统论”这一曾经的“历史之秤”，现在也只是被摆在秤上被称量的一种物品而已。与其用它来褒贬历代王朝，不如以它为对象来研究我们的传统史学精神。超越“正统”之争，方能体会到历史学的真正魅力所在。
先是驳斥元朝非中国：
假如有人在美国声称：美国的爱尔兰、犹太、西班牙、非洲、亚洲裔公民和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夏威夷土着波里尼西亚人等都不是美国人，只有盎格鲁---撒克逊裔才是美国人，他一定会遇到麻烦，甚至被斥为种族主义者。中国像美国一样，也是个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为什么汉族以外的民族就不算中国人呢？蒙古国（外蒙古）政府只能代表外蒙古人，不能代表人口比外蒙古多几倍的内蒙古人。就像德国政府只能代表德国的德意志人，不能代表瑞士的德意志人一样，哪怕德国的德意志人远比瑞士的德意志人多。借口元朝和清朝的皇帝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而否认他们的皇朝是中国的皇朝，就像借口叶卡捷林娜女皇是德国人、肯尼迪是爱尔兰裔而否认他们的皇朝、政府是俄国、美国的皇朝、政府一样荒谬。
“蒙古民族”与“中国”当然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元朝这个国家是不是中国，而非蒙古这个民族是不是中国。再说一遍，根据国际公法，民族与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民族分居几国，一国内有许多民族，都是普遍现象。蒙古民族固然不等于中国，但也不等于元朝。元朝而外，还有好几个由蒙古人统治的国家与之并存，如金帐、伊儿、窝阔台和察合台等四大汗国。
国际公法里有个“继承国”概念，例如国际公认俄罗斯为苏联的继承国，因为苏联的大一半领土和一半人口在俄国境内。那么元朝的继承国是谁？是今日的外蒙古吗？似乎不像。如前所述，元朝是蒙古人联合藏族汉人而建立的国家，而外蒙古只有蒙古人，基本上没有藏人和汉人。即便外蒙古的蒙古人也只占蒙古民族的小头，仅一百多万；而今日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却有五百多万，俄国境内的蒙古人只有几十万。可见连蒙古人的大头也在中国。所以外蒙古不仅没有资格当元朝的继承国，甚至也没有资格代表蒙古民族。元朝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蒙古人）和大部分领土既然都在中国，那么很自然，只有中国才有资格充当元朝的继承国。对此中国古人包括推翻元朝的明朝皇帝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元史》成为中国“二十五史”之一。既然西藏在元朝已臣服于元朝中国，那也就意味西藏那时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再驳斥清朝非中国：
清朝的继承国又是谁？能从世界地图上指出来吗？
事实上，清朝皇帝也自称中国人。雍正皇帝亲书《大义觉迷录》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清朝虽然不以中国为国号，却在许多条约里自称中国。如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中美望厦条约》）、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等等等等，无一不是以“中”为国名。《中俄尼布楚条约》一开头就称康熙为“中国大圣皇帝”，条约中多次使用“中国”字样，如“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岸属中国，北岸属俄”。其中未见“清国”或“满洲帝国”字样。有时把“中国”和“大清”并用，作为同义词。《中英南京条约》第八条称：“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皇帝准即释放。”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说：“案查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及十九年十月十八日，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西藏并未认为确实，亦未允切实遵办……兹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全境大皇帝兼五印度大皇帝……”今日地球上根本不存在一个满清国或满洲国，东北的土地和人民都在中国境内，而且满族都说汉语，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谓清朝不是中国论，无异于痴人说梦话。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