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简称晋，元代定都北京之前因居黄河之东而叫河东，春秋全境都属于晋国，战国初以晋阳为中心一分为三，分成韩赵魏。赵魏方言接近于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秦晋方言。
经过学者研究，汉代的扬雄《方言》中把西汉方言分为13类：一，秦晋；二，郑韩周；三，梁、西楚；四，齐鲁；五，赵、魏之西北；六，魏卫宋；七，陈、郑之东郊，楚之中部；八，东齐与徐；九，吴扬越；十，楚（荆楚）；十一，南楚；十二，西秦；十三，燕代。
一、“秦晋”起源说
汉语方言学学者乔全生认为晋语为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直系遗传，如《切韵序》中说：秦陇则去声为入，而现代晋语中仍有遗存，塑、妇、赂、咳、赦、厕、秘、做、措，这些字在中古韵书《广韵》中都是为去声的，而晋语至今读入声。
据司马迁《史记·晋世家第九》记载，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成王姬诵十年“成王与叔虞戏，削桐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指的就是今天山西晋南侯马、翼城一代。叔虞是周的贵族，说周时的关中古方言。有学者猜测，晋语源于古关中方言。
扬雄《方言》记载以秦晋语为最多，且在语义的说明上也最细，有些甚至用秦晋语作中心来讲四方的方语。由此可知秦晋语在汉代政治文化上所处的地位，汉代的通语应该是以秦晋语为主的。因为一个新兴的统治者对于过去在政治文化上有力量的语言是往往承接过来的，春秋时代的雅言就是一般所说的官话，官话就是“夏言”，“夏言”应当是以晋语为主的，因为晋国立国在夏的旧邑，而且是一时的霸主，晋语在政治和文化上自然是占优势的，等到后来秦人强大起来,统一中夏以后，秦语和晋语又相互交融，到了西汉建都长安的时候，所承接下来的官话应当就是秦晋之间的语言了。有人说重耳在当上晋文公之前流亡十九年，不仅走遍山西境内的曲沃、蒲、令狐、桑泉、臼衰、庐柳等地，而且还到过卫、齐、曹、宋、郑、楚、秦等诸侯国，看来他是用晋方言来与外地打交道的，这说明当时晋方言的确是有影响力的权威方言之一。 中古以后都城迁离了秦晋方言区的长安，古晋语便不再以天下“通语”的身份出现。晋语区在北方有一个很封闭的地理环境，四面山川阻隔，发展缓慢，保留了较多古汉语特点。
晚唐、五代虽然对晋方言记录甚少，但是对关中长安方言记录得很多，因为秦晋方言具有相似性，我们仍能看出一些晋语音系的演变，其特点就是阳声韵的鼻韵尾大量脱落。宋代西部晋语区（今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长期被西夏国统治着，是西夏国的腹心地带，晋语也因之有了自己的音系记录——《番汉合时掌中珠》，该书本是西夏国统治民族党项人所编的西夏国境内汉语方言与党项语的对译词典，本世纪随着西夏文的破译，里面的汉语方音也被破译出来，根据龚煌诚先生、李范文先生的拟音，可以得知其与中部晋语，以及中原官话汾河片、关中片的白读高度对应，而且显然是一种高度不同于当时汉语共同语（《平水韵》）的一种方言。
二、“赵魏之西北”起源说
今山西大部分地区和毗邻地区在春秋时期为晋国所有，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据学者（陈庆延《方言史研究中的社会语言学视角——以晋语史为例》）观察今晋语的区域早在公元前325年到前295年在赵武灵王手中已经初定规模。战国中晚期的赵国，尤其是赵武灵王执政期间，赵国的地理边疆与今晋语区大体相当。此外，韩的一部分地区也包括在晋语区中，所以说今天的晋语区的基础是韩赵两国的疆土。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这样的格局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历代所发生的局部性的变化，不仅使这种格局越来越符合今晋语区的划分，而且使晋语各次方言区的分片，也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基本上符合。
晋语的真正前身是“赵、魏之西北方言”，由于魏国曾与赵国交换土地，故而魏国西北部除晋南地区被秦国占领，其余地区后来均属赵国，因此今日晋语区的大部分地区同战国时的赵国领地相吻合。
赵国第一代都城在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属晋语并州片），第二代都城在中牟（在今河南省北部的鹤壁市，属晋语邯新片），第三代都城在邯郸（在今河北省西南部，属晋语邯新片），赵氏灭代国后设立代郡（属晋语张呼片），灭中山国后夺得河北省西部地区（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部，属晋语张呼片、大包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灭楼烦、林胡后挺进山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平原，设立了雁门郡（辖今山西省大同市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属晋语大包片、张呼片）和云中郡（辖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与山西省西北部，属晋语大包片、张呼片、五台片），秦、赵“长平之战”前夕，山西省东南部原属韩国的上党郡（长治）也并入赵国（这一地区即今晋语上党片）——由此可知，赵国奠定了晋语区的文化基础，晋语区实为赵国文化区。
汉代以后，除赵国都城邯郸以及被赵国吞并的中山国外，昔日的赵国领地均处于汉代十二刺史部之一的“冀州”境内。冀州辖有九郡：太原郡（治今山西省太原市，辖今山西省中部）、上党郡（治今山西省长治市，辖今山西东南部部分地区）、西河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辖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部、山西省西部、陕西省东北部）、雁门郡（治今山西省右玉县，辖今山西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云中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辖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山西省西北部）、五原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朔方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辖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定襄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由云中郡分出，辖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与今山西省朔州市交界一带）、上郡（治今陕西省榆林市，辖今陕西省北部），另外代郡（治今河北省蔚县，辖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也曾属于冀州，这十郡基本上就是现代的晋语区（邯郸-新乡片除外）。
而位于豫晋交界处，北魏时期的建兴郡（治今晋城、辖今豫晋交界处泽州盆地）、河内郡（治今豫北）也因长期处于中原文化核心区，且在五代时期，隶属中原王朝后梁、后周管辖，与河南关系密切，而远离晋语核心区。晋南地区由于长期被长安、洛阳直辖，最终与中原官话趋同。
从战国时期的赵国到汉代的冀州共有七百年，这一地域北有阴山，南有太行、王屋、霍山，东有太行，西有贺兰、中条，处于一个非常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漫长的岁月使这一区域产生了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对此《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方言》等都有详尽的记载），故而西汉末年扬雄在其《方言》一书中所说的“赵、魏之西北方言”（或简称之为“赵语”）即为现代晋语的祖语。王临惠先生在其《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一书中指出古晋语源出于山西省西南部的晋国发祥地，而其北出霍山、占领的大片戎狄土地最终在“三家分晋”后归属于赵国。 汉代灭亡后，出现了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长期乱象。“五胡乱华”，这一时期古晋语的记载几乎为零。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民族大融合，人口流动也很快，扬雄所记载的13种方言大多消亡了，但古晋语仍坚强的生存着。
颜师古《刊谬正俗》里记载的隋、唐四大汉语方言是：①吴楚方言、②“山东”方言（燕方言）、③“太原”方言（赵方言）、④“关中”方言（秦陇方言）。
通过比较晋语与宋、元官话入声的源流、演变以及知组、精组、庄组、章组的归并，发现晋语入声韵的归并也和北京官话早在宋代就已分家，知组、精组、庄组、章组的归并最晚在元代就已分家。
晋语不分尖团的时间比北京早，明清交替之季的太原名儒傅山就已指出当时太原话开始不分尖团，而清初反映北京话的《五方元音》里北京话还是分尖团的。所以这点应该是晋语影响北京官话，而非北京官话影响晋语。
由于阿尔泰语族的长期侵蚀，北方方言的入声大部分消失了，只有晋语区因为地理上的封闭性与行政区划长期的统一性，能够长期保持其独立性，在北方方言区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入声。以至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晋语仍然保持上古时期的许多特征。特别是明清时期，晋语又出现了一次大发展。由于晋商和山西移民的大量活动（明初的洪洞大移民与清朝民国的跑“ 走口外”），使晋语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塞北地区。
北部晋语以呼市为界，走东口的晋人带去了并州晋语，走西口的晋人带去了朔方晋语。 近古都城迁至北京，晋语进一步被边缘化。
今天的晋语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进程，但这个进程却是晋语的退化进程。近代以来，由于晋商的衰落等诸多因素，经济的衰落导致了文化的自卑，晋语地位一落千丈。同时随着官话的大量推广，晋语正出现急剧退化的趋向，晋语的领土也正在日益退缩。延安地区被官话蚕食，京郊的延庆、怀柔完全沦陷。河内地区向中原官话靠拢。晋语的各大城市，官话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晋语的堡垒已经被官话从内部攻破。晋语区的年轻一代，大量的放弃母语，投入了官话的怀抱。今日之晋语已经到了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现代七大方言是：官话、吴语、赣语、湘语、粤语、闽语、客家语。新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北方所有有入声的地区方言命名为“晋语”，并独立出官话。晋语成为与官话、吴语、粤语等并列的一大方言。晋语之所以在古代就是独立方言有以下证据：乔全生先生指出晋语平声不分阴阳（这是并州片、张呼片的特征），至少在八百年前就和官话分道扬镳；温端正先生认为晋语（指并州片、吕梁片、上党片）入声分阴阳，邯新片不分阴阳。所以晋语独立而江淮官话（入声不分阴阳）不独立。侯精一先生更提出十点证据，在此不再赘述。另外，晋语古代就是独立方言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晋中晋语白读古全浊声母不论平仄一律不送气，这和闽语、越南语、平话、湘语文读、胶辽官话（古“齐东野人之语”被北方官话同化后形成的官话）是一致的，和官话、吴语、粤语、客家语、赣语、徽语都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