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0-27
“止足”，或作“知止”、“知足”，出自《老子》所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功成身退，天之道”等语。汉宣帝时，疏广本其意而自谓“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班固写他的传，称赞他“行止足之计，免辱殆之累”。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子》这些话，成为士人常用的格言，疏广受到不少人的崇扬。《抱朴子·外篇》有《知止》篇，《颜氏家训》有《止足》篇。记载当时历史的各家著作，又不乏有《止足传》的，《梁书》只是其中的一部。
《甘二史札记》云：“梁书有不必立传而立者。‘处士’之外，另立‘知足’一门。其序谓鱼豢魏略有知足传，谢灵运晋书有知足传，宋书亦有知足传（赵氏原注：“今沈约书无此门，盖徐爰旧本也”），故梁书亦存此门。然所谓知足者，不过宦成身退，稍异乎钟鸣漏尽，夜行不休者耳。传中如顾宪之政绩，自可立良吏传。其馀陶季直、萧�素辈，传之不胜传也。”赵翼这段评语，未必正确。
叙述朝代兴衰存亡的史书，专辟知足传，实反映当时士人常见之心态，乃史学史上值得注意的重要迹象。然其他诸书均已亡佚，赖《梁书》独存，得以略窥此中消息。而姚思廉之写此传，自有其取舍标准，并非只是效法前辈史家。他指责鱼豢“方田（畴）、徐（庶）于管（宁）、胡（昭），则其道本异”，谢灵运“先论晋世文人之避乱者，殆非其人”。在他看来，“唯阮思旷（按指东晋“屡辞王命”的阮裕）遗荣好遁，远殆辱矣”；列于徐爱宋书《止足传》的羊欣、王微，咸其流亚；南齐名儒刘瓛“辞禄怀道，栖迟养志，不戚戚于贫贱，不躭躭于富贵，儒行之高者也”。他之所以将顾宪之、陶季直、萧�素列入《止足传》，无非是因为他们均淡于荣利，晚年辞官还乡，或“独居屏事”，甚至“家徒四壁”、“不免饥寒”。与当时那些“怀禄耽宠，婆娑人世”之流显然不同。
《晋书·庾峻传》云：庾峻将士人分为“朝廷之士”与“山林之士”两大类，又将“山林之士”区分为三类。“太上栖于丘园，高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无功而能知止”。后两种人，虽非“隐逸”、“高士”，但能知止而远耻辱，亦属“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的“避宠之臣”。其实，“知足”者的身份和情节，因人而异，颇有差别，今将见于《梁书》其他列传号称“怀止足”、“图止足”的齐、梁士人略予介绍如下：
《江淹传》：“天监元年，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开国伯，食邑四百户。淹乃谓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已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这位诗人在《自序传》中说：“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滞瀛泽。”（见《全梁文》）更清楚地表明：所谓止足之事已备，归身草莱，就是已登上了很高的官位，可以过神仙般的日子，恣意行乐了。
《何胤传》：“郁林嗣位，胤为后族。胤虽贵显，常怀止足。”后来，何胤卖园宅隐居会稽若邪山。萧衍致书云：“若邪擅美东区，山川相属；前世嘉赏，是为乐土”，“想恒清豫，纵情林壑，致足欢也。”何胤以贵显而退居山林，生活条件无疑比较优厚。
《沈约传》：“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淡；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情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沈约热衷于追求荣利，却打着“止足”的幌子；在与徐勉的信中竟说任东阳太守时已“意在止足”了。
从上引诸例看来，所谓“怀止足”、“图止足”的士人，固然有终老山林者，也有辞官还乡者，更有如王僧孺在《詹事徐府君集序》中所说“入朝廷而靡异山林”（见《全梁文》）的在朝之士。他们之所以“止足”，具体动机又很不一样。有的是年老辞退，不图仕进；有的是谋清闲，过舒适安逸的日子；有的是畏避权贵，怕卷入政治漩涡；有的是感觉危机四伏的朝廷不可依靠而持冷漠的态度，以示有一定的距离。
2 说《梁书·止足传》
政治上如何免祸？生活上如何过得好？是当时士人考虑最多的大问题。萧绎《全德志论》：“或出或处，并以全身为贵，优之游之，咸以忘怀自逸。”（见《全梁文》）肖绎的身份当然比较特殊，但他这句话，确道出了一般士人全身行乐的共同意愿。
就全身与行乐两者关系而言，全身是前提。《颜氏家训·养生》：“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这种企求保全性命于乱世的呼声，在士人中颇具代表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长期统一、相对安定的汉代显然不同。在这数百年内，战争连绵不断，朝代更替频繁，即使在一朝一代之内，统治集团间的互相残杀，也层出不穷，史不绝书。在此不必赘言。险恶的政治风浪，正如《抱朴子·知止》所形容的那样，实为“矰缴纷纭”、“坑阱充蹊”。葛洪深感处身于其间的士人，无异“托巢于苇苕之末”、“偃寝乎崩山之崖”；认为智者当知避祸之道，善于自处：“告退避贤，洁而且安，美名厚实，福莫大焉”；“知进忘退，希不沉溺”。他借古喻今，反复说明“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无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无足者祸之所钟也”。葛洪发挥《老子》知足思想所写的这篇文章，最突出的内容，在于告诫人们应以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参与政治只能适可而止。这在当时颇具现实意义，对那些企图保全个人和家族的生命、财产及名声的士人有相当影响。南朝出现一批姿态各异的号称“怀止足”者，并非偶然。《十七史商榷》没有分析这个时代的特征，于《魏略》至《梁书》几部史籍均有止足传，而《梁书》以后史家无继作者，解释为“俗情不鄙婆娑”，即世俗不鄙薄贪恋爵位，说得未中肯綮。
显然，即使是在东晋南朝，到晚年真心实意止足辞官者毕竟是少数，有些人只是借以故作姿态。大量的朝廷之臣，固然不排除有抱“经世济民”之志者，而“怀禄耽宠”之士确实比比皆是。他们的下场，往往如《颜氏家训·止足》所云：“旦执机权，夜填坑谷。”
贪图享乐是腐朽的士族难以抑制的欲望，而要享乐又必须求富贵。《抱朴子·知止》的后半篇，以大段文字描写那些达官贵人如何恣意穷奢极侈，劝戒他们当知“崇替之相为首尾，哀乐之相为朝暮。”萧绎则云：“人生行乐，止足为先。但使尊酒不空，坐客恒满。”（《全德志序》）就是说：行乐是正当的，但先当知止足。无须多说，要能像他那样优游自逸，得有丰厚的财富。他写这篇文章时，何愁不具备这个条件。谢朏任吴兴太守，“常务聚敛”，正是为他后来“拂衣止足”，筑室于郡之西郭作准备。当时一般官僚欲退居山林，“忘怀自逸”，必须备有足够的“山资”，经营“隐业”。自宋至齐，王裕、王秀之祖孙经营余杭舍亭山的事迹，即是南朝官僚在山林建立隐业的典型例子。
综上所述，南朝士人“怀止足”、“图止足”者，大体是在仕途上攀登到一定的高度之后，辞官或减少政治活动；又往往积累了一定的资财，找个山青水秀的去处，筑室而居，以达既全身免祸，又纵情行乐的目的。什么样的官位是他们希冀得到的呢？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云：“二千石，汉人谓之大官……自汉魏以来，仕途险巘，一般浮沉于宦海者，率以为持盈之限。”陶季直“常称仕至二千石，始愿毕矣”，上引疏广、江淹的话，均可证明这一点。颜之推服膺其九世祖颜含“仕宦不可过二千石”之言，而又说：“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颜氏家训·止足》）照他的说法，不但高于中品者，连低于中品者，也难以免耻辱，无倾危。他在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并未告退，据他自己在家训中解释，一个重要理由，是怕“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终制篇》）。他原是梁朝的散骑常侍，“三为亡国之人”，在物质享受上当然不能如在梁朝那样，存过高的奢望；但也希望有良田十顷，蓄财数万，堂室可蔽风雨，车马可代杖策，并希望有二十个奴婢供一家二十口的驱使（见《止足篇》）。《颜氏家训》成书于隋初，颜之推可说是出身于南朝士族而写文章谈论“止足”的最后一人。因其经历特殊，文章内容也就不免有自我解嘲之嫌。知足，在抑制个人贪欲方面，可以起有益的作用。但《老子》、《抱朴子》和《颜氏家训》的知足论都以考虑个人的荣辱、祸福为根本出发点，而完全撇开个人应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如何。这与为保卫民族、人民而不顾个人安危、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背道而驰。从整体说来，这种思想是消极的。南朝士人安于贫贱的“知足”者，仅仅是极少数，而那些为全身行乐而“图止足”、“怀止足”者的种种表现，正反映了士族的腐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