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主人公福贵是一个苦难式的人物，余华平淡、克制的语言之下，潜藏了生与死的激烈冲突。至亲的相继惨死，福贵孑然一身，只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以此慰藉自己的孤苦。很难说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给老牛取名“福贵”，可以见出老牛就是他的寄托。
而晚年的福贵在遇见“我”这个陌生人时，愿意毫无保留地同“我”诉说往事，故整部小说是以“我”倾听福贵的讲述为主体架构，以福贵的话语贯穿全篇。小说语言不加多余修饰，看似平和、冰冷，可以看出福贵对过往悲剧的看淡和反思，用仅仅是“活着”对抗着绝望和死亡。
年轻时的福贵游手好闲，完全是一个玩世不恭、纨绔子弟的形象，整日胡作非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什么浪荡的事都干过”。最终，赌钱使他输光了祖产，他从地主家的儿子沦为一无所有的农民，这份落差，福贵在悔恨之余全盘接受了下来。这一次变故是他自己酿成的祸，不仅使父亲含恨而死，还差一点失去妻子家珍。
经受这一次的敲打，福贵懂得了如何做人。他学会了任劳任怨、体恤妻子、孝顺母亲、疼爱儿女，更是从尊贵的“少爷”中抽身出来，老老实实地耕田，养家糊口，此时的他无疑是有着精神支撑和奋斗动力的。随着他讲述的深入，情节急转直下。为给母亲治病，进城去请大夫，不料却被拉去当兵，致使没来及见母亲最后一面。
女儿凤霞烧哑了嗓子，妻子家珍罹患软骨病，儿子有庆在献血时被医生夺走生命，加之因自然灾害产生的饥荒……即便如此，福贵还是对生活充满希望的。直到女儿难产而死，家珍受不了打击去世，偏头女婿也因工伤惨死，至此福贵活着全部的意义都寄托在了小孙子苦根身上。自福贵浪子回头以来，生活确实给了他甜头，但最终都以亲人的离去惨淡收尾，苦根也不例外，吃豆子意外撑死。往后的日子，福贵只能一个人过了。
对苦难的承受是《活着》这部小说的重心。余华以平淡的笔触叙述残酷的现实，使小说的悲剧氛围更加浓郁。一年又一年，福贵也想通了，亲人都是他亲手埋葬的，等他一走，自然会有人给他收尸。生活再也没有精神支柱，福贵只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余华在新作《文城》中，对生死的看法有了转变，也固然有着与《活着》一脉相承的观点。旅长劝告喜欢林百家而不得的外甥说：“跟着舅舅走吧，你就是走南闯北出生入死的命”；李美莲看到林百家和陈耀武之间暗暗涌动的情愫时长叹，“这命啊，都是前世就定好的”。
如此无奈的感叹，表达出对无法改变的命运的迁就，这与《活着》的主人公对命运的顺受是契合的。不同的是，《文城》塑造了林祥福这个不服命运安排的人物，他的一生都在找寻生存下去的意义，细心呵护他的“意义”，也决然为了“意义”作出牺牲。
年纪轻轻便成了孤儿的林祥福，在遇见小美后，小美便成了他生存的意义；直到小美背叛了他，又给他生了个女儿，于是女儿成了他后半生的意义；为了女儿也为了自己，他立志要寻回逃走的小美；在溪镇，与他共同生活，相伴度日的陈永良和李美莲夫妇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所谓生命意识，狭义来说，自然包括生存意识和死亡意识两个范畴，所以林祥福为救出商会会长顾益民英勇牺牲，也是在成就他生命的“意义”。林祥福个体的死亡不是简单的脉搏停止跳动，而是被升格到了生命的大无畏的高度。人活着不能如《活着》一般，仅是为了生存，即使选择死亡也要追求有其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