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意识，会思考，能够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使人伟大，也给人的生命增添悲壮色彩。周国平在《人生哲思录》中将人活着的意义分为两类，一类便是“吃喝劳作”，另一类则“试图为生命指出一个高于生命的意义源泉，它应能克服人的生命的动物性和暂时性”。
就小说文本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福贵看作第一类的代表、林祥福是第二类的典型，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和经历都有其特殊的复杂性。早年的福贵，为了自己、亲人和因他吃喝嫖赌而没落的家任劳任怨，很难不把这些归结到他的“生命意义”层面；而福贵晚年虽趋向于只为了活着而活着，但依然有老牛相伴，并以亲人之名吆喝它干活，也不能以此将他的人生界定为“没有意义”。
而观之林祥福，他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巧合的，也并不为了完成所谓的“意义”而不顾自己的生活需求。正如《文城》所写，林祥福相依为命的朋友陈永良“吃惊地看着这一叠数额巨大的银票，他没有想到这个背井离乡的男人竟然携带如此惊人的财富”。
由此可知，林祥福不同于福贵，根本无须为生活上的琐碎小事发愁，理所应当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生命“意义”的层次。我们不必批判或谴责福贵对“生存”的挣扎，而刻意夸大林祥福对“意义”的追求。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存在”与“意义”共存并上升为个体的和谐。或者说，福贵和林祥福，分别代表了“存在”与“意义”相互兼容的不同程度和性质的和谐。
那么问题呼之欲出，两部小说中，“意义”在何方面有所体现？生命除了出生入死，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周国平认为，“寻求生命的意义，所贵者不在意义本身，而在寻求，意义就寓于寻求的过程之中……至于我，我将永远困惑，也永远寻找。困惑是我的诚实，寻找是我的勇敢。”
纵观福贵和林祥福两个人物，究其本质，他们人生都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福贵寻找的是因他丢失的家产、是他渴望的亲情和关怀、是推脱不去所以主动扛起的重担，更是每天柴米油盐的生活。而林祥福追寻的，是两度丢失的妻子小美，是对女儿的歉疚与责任，是他前半生的一个“答案”。
所以，福贵的“意义”在于艰难生存的过程，也就是活着本身，而林祥福的“意义”在于给自己的前半生做一个交代，寻找一个关乎命运的“真相”。虽然最终并没有找到所谓的“真相”，但并不意味着林祥福一无所获，至少从小说的情节看来，从最初的焦虑到后来的平静，他获得了一种“超越一切相对价值的眼光和心境”，这也是林祥福“意义”之所在。
《活着》和《文城》的主题都关乎生与死，余华所理解的死亡既是生命的必要环节，也是“意义”的一部分。“生命大于肉身，死亡揭示了肉身的有限，却启示了生命的无限……每一个当下即是永恒。”《活着》对“生命的无限”的描述是欠缺的，福贵每一位亲人的离去都给他留下了不可弥补的伤疤。而对于林祥福，他壮烈牺牲，在人间留下了英魂，他的精神在每一位溪镇居民的心中永远鲜活。从这个维度上说，生命是暂时的，也是永恒的。
《文城》中体现的余华对生命意识的态度，也体现在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上。临行前的林祥福既没有过分惊慌也没有过分平静，他见了想见的人，也给自己安排了后事，然后便踏上了不复返的旅程。思考死亡，义无反顾地面对死亡，不仅成就了林祥福生命最终的“意义”，也成就了整部小说对生命意识叙述。因为认真思考过死亡，所以立足于死亡而珍惜生命，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独一无二的价值”，从而达到生命之有限与无限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