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活着》中福贵的至亲一个接一个死亡，失去情感对象的他是否能被定义为一个“活着的人”？同理，《文城》的主人公林祥福虽然就义，可他无畏的精神存于很多人的脑海，他的女儿和朋友在情感上永远记挂着他，是否可以简单地认为他“死了”？这是一个有关生命哲学的命题，即“存在”和“意义”的关系问题。
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死亡在最广义的意义上是一种生命现象。生命必须被领会为包含在世方式在内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考虑死亡的方式相对不真实，是没有意义的，也被禁止有任何意义，生命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与“存在”划上等号，即“随着死亡，此在也就‘完成了它的行程’”。
于是，时间就成了生命的源泉。依照海德格尔的理论，“死所意指的结束意味着的不是此在的存在到头，而是这一存在着的一种向终结存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潜在性地向死亡拉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通往死亡的一步。死一定会来，只不过暂时尚未，这便是所谓“向死而生”。
诚然，福贵因为肉体的存在，才有间隙去思考过去跌宕起伏的人生，一旦肉体消逝，那么对过去的思考也就随之消散。同理，对于林祥福，从唯物的和生存论的观点来看，生理学上的死亡就是虚无的伊始。
福贵便是一个“向死而生”式生存的人物。《活着》这部小说里，除了开头和结尾处以“二喜”“家珍”“凤霞”“苦根”之名呼唤老牛以外，一位至亲离世后，福贵便对之鲜有提及，哪怕是对其的心理上怀念也少之甚少。
但这并不代表亲人的死对他没有触动，也不能说明他对亲情的淡漠。他只想着生存，几乎不考虑死亡，对离去的亲人亦不例外。“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
相反，《文城》的主人公林祥福并不满足于“存在”或“此在”本身，他终其一生都在为寻找小美做出努力，这可以归结为寻找生存的“意义”，但最终躲不过肉体的消逝，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即是“虚无”。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存在”就是全部的意义，而林祥福所谓的“意义”，只对此在的生命体有价值。
可人本身并不满足于只作为一个生命体而存在，但海德格尔并未在“意义”的命题上花费笔墨，仅以“存在的意义问题还有待提出”略过，所谓“停止这种结束可以意味着，过渡到不现成状态，但也可以意味着：恰恰随着终结才是现成的……随着最后一部，一幅画就绪了。”根据海德格尔的这个说法，小说的结尾处福贵也还尚未完成生命的最后一笔，严谨来说并不能以“没有意义”来定义他的存在，或是说，仅仅是“存在”本身，就是福贵最大的意义。
广义来说，生命意识不止包含简单的生存和死亡，不能仅把生存和死亡定义为生理学上的留存或消逝。追溯到余华更早的作品《在细雨中呼喊》，祖父孙有元为了能够存活，干了很多为违背道德的事，竭力讨好儿子，若无其事地诬告孙子，而父亲孙广才对“我”的利用、甚至当小儿子因救人丧命后，父亲和哥哥竟异想天开地等“穿着中山服的人”。
对待亲情尚且如此淡漠，足以见出余华在这一创作阶段，侧重“个体的生存大于一切”的价值观。而在新作《文城》中，用大量笔墨刻画了林祥福这一人物，并浓墨重彩地以英勇就义为他的人生画上句号。同时，众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独耳民团的朱伯崇、徐铁匠、孙凤三等，小说也为他们安排了好归宿。
“十八个壮烈牺牲的民团士兵没有葬在西山，顾益民把它们葬在了城隍阁前的空地上，他要百姓记得是谁保卫了溪镇。”死了且活着，也许这就是余华想传达的精神。总体来说，《文城》的历史感并不很强烈，对于时代背景也并无多余刻画，只大略交代了是在官匪横行的清末北洋军阀时期，余华将小说的重心放在了人物形象塑造上，透过人物，表达其对生命哲学的探寻，对生存意义的深思。小说的人物，已由“生存即意义”逐渐向更高的精神追求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