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27是怎么购买过来的

如题所述

苏27来到中国经历了一番波折,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1990年5月3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领的高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并签署了《会议纪要》,中国进口苏联战斗机的工作开始进入谈判阶段。
  1990年6月,中国正式派出高级代表团,赴苏考察购买新型战斗机。
  这时苏联有两种成熟的第三代战斗机,分别是作战半径大、航程远的重型战斗机苏-27和专门用于在前线上空夺取制空权的中型战斗机米格-29。
  当时的苏联,国民经济已陷入泥潭,打开中国对苏军购的大门非常必要。。但苏联同时也担心着自己的国家安全,认为不应该向中国出口远程战斗机,只希望中国采购比较小的米格-29,毕竟体型巨大、内油丰裕的苏-27,其作战半径实在是太大了。
  换个角度来讲,苏联人觉得中国或许应该更青睐米格-29才合理。毕竟新中国的喷气战斗机几乎就是米格的天下,从米格-15,再到由米格-17仿制歼5,米格-19仿制歼6、米格-21仿制歼7,如今再引进米格-29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因此,中国代表团到了苏联后首先收到的就是米格-29的介绍。9月17日,代表团抵达库宾卡空军基地,应邀参观了米格-29的飞行表演。
  然而米格-29虽然确实是一种非常灵巧的格斗战斗机,但并不合中国的胃口。中国空军最看重的问题是作战半径、航程、留空时间等性能,就是要带油多、耗油少。而米格-29蜚声海内外的绰号就是“机场围墙保卫者”,甚至有人用果戈理的名句改编出“没有一架米格机能飞到第聂伯河中间”的戏谑之语。足见这是一种作战半径极其有限的中型战斗机,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空军的要求。
第二个则是战斗力问题:米格-29能打得过F-16和幻影2000吗?对于这种有限翼身融合设计、没有采用电传操纵、电子系统简陋的飞机而言,苏联人自己也不敢有十足的信心。
  因此,中国空军明确表示不可能买米格-29。
  谈判桌一度陷入了僵局。非常有趣的是,每当中俄两国在军事合作中遇到问题时,总会有一位“重视中俄友谊”的俄国人出现。这个关键角色虽然不是直接决策人,但却是让双方合作更深入发展的契机。
  回想起来,当年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前总顾问卡列夫就是这样一位可爱的人。那是1957年,中方代表团赴苏洽谈引进米格-19战斗机。当时卡列夫已经从沈阳回到苏联,他得知中方代表来了,立刻就跑到旅馆来看望。问及谈的是什么飞机,中方代表答道是米格-19。卡列夫说:“你们不要谈这个飞机了,米格-21都已经出来了。告诉你们团长,不要米格-19,要米格-21。”而且积极联络苏联方面要求将引进对象从米格-19换成米格-21。需要说明的是,在1957年,米格设计局的E-5试验原型机才刚刚被正式命名为米格-21。而中方代表提出要看米格-21时,苏联方面非常惊讶,以至于忙不迭地表示米格-21这种战斗机根本不存在。
  而这一次充当“友谊之桥”角色的人是苏联最后一位空军元帅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沙波什尼科夫。他早在1989年接受苏联《红星报》专访时,就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希望获得高性能战斗机,“苏联政府认为不存在政治障碍。”。而在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时,苏联上层希望中国采购米格-29,沙波什尼科夫却自顾自地专注介绍起了苏-27。这次苏联方面已经不能再否认这个型号的存在了,因为苏-27已经于前一年的巴黎航展上露面。对于沙波什尼科夫制造的这个“意外”,时任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非常恼火。
我军苏27UBK等多种机型首在高速路上降落
  其实,从根本上来说,苏方最终能够向中国出口苏-27这种腿长、力大的战斗机,是当时苏联自身政治、经济需要。这和1961年2月,赫鲁晓夫一反常态地亲自给毛主席写信,表示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的情况类似。幸运的是,中国把握住了这两次契机,实现了航空工业的整体跨代提升。米格-21让中国航空工业跨入了马赫数2级别的二代机时代,而苏-27为中国打开了进入推比1:1级别的三代机大门。
  在沙波什尼科夫的“提点”下,中国代表团表示对米格-29不感兴趣,要看苏-27。可以想见,苏联一度明确地拒绝了这个要求——这种远程战斗机一旦出口,毫无疑问是双刃剑。但经济上的困局是压倒一切的大事,苏联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中国的订单。就在代表团结束访问即将回国的时候,苏联主管军事工业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别洛乌索夫又和刘华清进行了一次小规模会谈,表示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向中国出口苏-27战斗机。
  装备“侧卫”
  仅仅达成进口意向的相对容易。毕竟中苏军事合作源远流长,考察和谈判的双方人员多是熟识甚至多年的故交。由于此前中苏关系的起伏使他们多年不能相见,在进入谈判前,双方的一些代表总是恨不能先相拥而泣一番。因此苏方做出一些口头上的让步并不算意外,而真正艰难的是实质谈判。
  中方代表团回国后很快展开相关工作的推进。1990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举行常务会议,原则同意进口苏-27战斗机。10月中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别洛乌索夫应邀率团访华,与中国就引进战斗机交换意见。别洛乌索夫获知,中国空军确定即将购买一定数量的苏-27,并在期待苏联的正式答复。
  8月23日至9月13日,解放军总参装备部长率团赴苏期间,对苏-27再次进行了详细的技术考察,基本摸清了飞机的技术状态和作战使用特点,以及苏方提供飞机的商务条件。回国后,向军委常务会汇报了访苏考察情况。
  10月25日中午,别洛乌索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一行19人到达北京。就购买苏-27飞机问题再次进行了商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11月1日上午,在友好的气氛中,中苏双方签署了《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
兰空苏-27SMK苏-27UBK战机群雪域高原升空对抗
  1990年12月,中苏就苏-27出口事宜进行最后磋商。12月28日,双方达成关于中方购买24架苏-27战斗机,并继续引进24架苏-27意向的双边协议,并在北京签署正式文件。这其中包括单座型的苏-27SK和双座型的苏-27UBK。单座机由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生产联合体生产,双座机由伊尔库茨克航空生产联合体生产。
  苏联向中国出口的苏-27SK与自己装备的苏-27基本相同。S表示“生产型”,K表示“用户定制”,即出口型。按照中方的需求,苏-27SK最大起飞重量从28000千克增至33000千克;机载武器也增加了无制导空面武器,例如100、250和500千克普通航弹、燃烧弹,和80、122或266毫米火箭弹,10个外挂点最多可以挂载8000千克的武器。为此,起落架也有所加强。双座教练型苏-27UBK飞行性能稍有损失,实用升限从SK型的18500米降为17500米,但是仍拥有完全的空战能力。之所以进行上述改动,是中国空军传统上要求任何飞机都要具有非制导对面武器的发射功能。
  此外,飞机上带有保密性的主动干扰机也有些不同。俄军型苏-27S采用的是L005型,而苏-27SK则是L203/L204型。当然,这是世界军机出口的惯例。
  电子系统方面,各批次略有不同。最早交付的24架苏-27采用标准的SUV-27火控系统,配备RLPK-27雷达,采用N001E天线。对战斗机目标(RCS为3平方米左右)的搜索距离达80~100千米,跟踪距离可达60~70千米。可以同时跟踪10个目标,但受限于数据处理能力,只能攻击其中1个目标。随后交付的苏-27,雷达改用N001P天线,提高TWS精度,可以同时攻击两个目标。综合导航系统增加了A737型GPS系统。
  这批苏-27执行对空作战任务的最大挂带方式为:R-27中距空空导弹6枚;R-73近距格斗空空导弹4枚。由于火控系统局限,中国的苏-27SK/UBK不能发射R-77导弹。
  这批苏-27贸易的合同金额的70%是以易货交易形式支付的。
  由于中苏双方就引进苏-27一事正式展开会谈的时间是在1990年6月,因此中方将此项目称为“906工程”。(公开了?)这次整机引进是自新中国建国以来金额最大的武器采购。也是苏-27的首次对外出口。中方代表团回到国内后成立了相应的906办公室,以对苏-27的进口相关事宜进行管理。协议签署后,苏联于1991年2月派出苏-27来到中国,在北京南苑机场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其一流的外形设计和出色的机动性能,令中国空军叹为观止。
中国空军两架苏-27挂弹近距离拦截日本侦察机
  就在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时,1991年苏联发生了“8·19”事件,原定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参加第三次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的计划不得不取消,给刚起步的中苏军事技术合作带来一层阴影。12月26日,苏联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轰然解体,中苏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因而被搁置。不过,独立后的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大部分政治遗产,总统叶利钦承诺,继续履行向中国出售苏-27的义务。

  1991年,中国订购的苏-27SK开始在共青城制造厂生产,为第38批次飞机。1992年6月27日,首批12架苏-27战斗机,包括8架单座型和4架双座教练型,由俄罗斯后贝加尔军区的吉达机场起飞,经蒙古领空,于当日上午10时15分安全飞抵中国安徽芜湖空军基地,正式列装中国空军。1992年11月25日,剩余的12架单座型飞机由共青城直抵芜湖空军基地。至此,苏-27正式加入了解放军空军装备序列,共计24架,其中20架苏-27SK、4架苏-27UBK。
  俄国向中国出口当时最先进的苏-27战斗机,表明了俄方恢复对华关系的巨大诚意。这一方面即是出于对华贸易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地缘政治平衡的考虑。而装备了苏-27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们迅速掌握了这种新的机型并迅速形成了战斗力,受到了中央军委的表彰,以师的建制荣立集体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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