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长比任何民族都重视子女教育，因此必然有更高追求。你校内不给，我就花钱走校外。对更好教育的追求没有错，但麻烦的是这种对更高教育期望的追求过程中，“功利化”追求一直如影随形，名校情结就是其中的核心体现。更好教育，简单化为各级名校，而且要从娃娃抓起，名幼儿园，名小学，名中学，最好是著名大学，甚至清华北大，而路径，往往就是极端功利的学习。培训、应试教育、择校热，都与此有直接关系。学习负担重，无非是这种功利追求下的一种体现而已，与应试教育本源是一样的，并非教育。
很多人说，家长是被逼的。因为优质资源短缺，好学校少，以及应试教育制度等才导致了家长的疯狂。这个说法很流行，但可能站不住脚。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纽约有400余家补习学校，很多都是近年伴随华裔移民的增加而增加的，新增加的补习学校主要集中在法拉盛与日落公园……都是华人高度聚集的地方。补习内容也都是当地的各种升学考试：纽约高中联考以及AP、SAT等。在旧金山，洛杉矶很多公办学校门口也如我们北京上海一样，培训班林立，几乎都是华人与韩国人举办的。笔者熟悉的一家华裔所办的培训机构年收入已超过1000万美元，其主营业务就两个，一个是考试辅导，一个是升学辅导。
所谓优质资源均衡了就没有择校，没有负担的说法，更不值得一驳。教育资源绝对均衡是没有任何可能实现的，把大学都办成清华北大也是做梦，永远不可能实现。学区房这个词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从美国来的，美国如此发达了，学校还有这么大的差距？怎么还有学区房？美国有3000~4000所大学，但是新闻报道有排名的只有300所，绝大多数是上不了榜的，差距不大吗？我们中国家长追求的也动辄是前100名，200名都接受不了。
当然，对于很多家长，的确是被逼的，只是不是教育本身。
孩子没上好学校，就可能没有好的工作、好的未来，中国家长处于一种集体焦虑中，于是拼命给孩子加码。
如果各行业社会地位与收入差距很小，当白领与蓝领收入没有太大差距，社会保障制度极其完善，我们的家长肯定不会如此焦虑，也不会功利地去算计上什么学校，从事什么工作。孩子的负担必然能大幅度下降。
这个样板就是芬兰。近年在中国搞教育研究与改革不讲芬兰几乎就是落伍，但我对此表示质疑。芬兰的很多教育理念的确不同，非常理想，但这种教育理念是与其社会理念一致的，也是与其社会发展水平与保障制度关联的。芬兰2016年人均GDP排世界第17名，而中国排74名。在这个高福利国家，上班的人与不上班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如果你病了，工资一分不少，直到你病愈上班。在这种背景下，芬兰老百姓的教育追求与教育理念必然不太容易功利。
但回过头来说，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吗？社会分层加大，收入悬殊，不同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的行业与层次，于是家长就拼命加码。这并不是教育造成的，教育恰恰成了背锅者，大家都试图通过教育赢得竞争的第一关，通过教育赢得未来社会竞争，说穿了，这样的盲目追求，无关教育了。
因此，减负与应试教育几乎一样，表面上是在和很多家长斗智斗勇，实际上是在阻击功利教育理念、思想，阻击功利的教育竞争。从本质上讲，这是在试图用一个教育手段调整解决诸多庞杂的社会问题，受到批评也在所难免。
不可否认的是，收入与社会地位的悬殊，让家长对孩子未来发展更为焦虑，最后投射聚焦到教育上，投射到择校上，最后就变为负担。
中小学生负担的重灾区为什么在小学。在减负的问题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家长一边反对负担，一边又反对减负。
2009年年初，在制定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的一次重要座谈会上，一位小学六年级的家长谈到女儿因为过重的学习负担，休息都无法保证时，泪水潸然而下。她的女儿同时上六七个辅导班，的确辛苦。我问这位家长，这些辅导班有哪个是学校要求报的，有哪些是你自己报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这位超级妈妈自己给孩子报的。
家长们一方面抱怨负担重，一方面基于过高的期望，不断给孩子加负担。辅导班一面在广告中大讲提分、补课；一面又说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分裂的口号不少。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教育需要面对的窘境，也是我们的减负政策不断被翻烙饼说来说去的原因之一。
在减负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泛化减负做法，引起家长反弹。在减负的治理过程中，因为认知的偏差以及其他原因，导致一些减负措施出现一些偏差，客观上增加了负担，也容易招致家长的反对。
考试就是其中之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试与试题的难易程度直接与负担挂起了钩，一旦说考试，认为就是加负担，因此考试被尽可能取消，升学考试的取消，带来的反而可能是更沉重的学习负担。
调查表明，目前中小学生负担的重灾区在小学，高中反而是相对最少的，为什么？好未来（学而思）的主要收入来自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高年级阶段的培训。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了升学考试，大家都想上好学校，但是好学校又想招好学生，于是各种坑班、各种特长班、各种竞赛班，比比皆是，无形中增添了更多的负担。最近教育部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到2020年取消所有特长招生，就是一个针对性的措施，剑指各种特长培训班。反观高中，就只有一个高考考试，孩子们不必上这么多的辅导班，负担反而是相对少的。
一味要求降低选拔性考试的难度不可取
考试被扣上负担的代名词，很多基本的评测也被停止，在教育基层，对老师的教学质量也失去了一个基本的评价手段（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教育家，用全面评价替代），客观上也导致农村基层教师的松懈、混日子，教育治理下滑，也带来了负面声音。
考试的难易程度本来和负担没有直接关系，但也被纳入了减负的选项。一味要求降低试题难度，尤其是选拔性考试不断模式化、水平化，简单化，这些表面上的减负措施，在现实中，恰恰可能成为推动应试教育的重要推手，进而推动了负担的增加。
反而是高考，我们很难看到哪个培训机构做到了一家独大。
当考试无法通过简单机械刷题获得成绩时，就是最大的成功，就是最大的减负，无试可应实际上才是最大的减负，而不是简单。
减负也要避免陷入“拉美化”陷阱，不能以低标准的学校教育，作为减负的标杆。
近几十年的教育治理上，我们很多专家动辄讲英美的教育如何轻松，也爱以此给中国下指导题。
先不说美国最优秀的精英多数是以私立学校为主培养的，私立学校里的高标准严要求，即便是要求比较宽松的美国公办学校，也普遍存在“天才班”，就是给那些优秀的学生以不同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近几十年，历任美国总统对过度强调轻松但质量每况愈下的公办教育都进行了无情的否定。小布什当政时，对公办学校采取的整治措施就是评测，通过对学生的成绩评测，来决定对公办学校的拨款多少。奥巴马公开抨击说：每年有100万高中生辍学，美国学生在数学等科目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如果这就是美国教育的未来，我不会接受！奥巴马政府在呼吁晚放学1小时的同时，为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力推政府资助的特许学校建设，让学生家长有更多选择权。特朗普上台前对公办中小学更是给与了无情否定，上台伊始就聘请德沃斯出任教育部部长，而这位颇有争议的部长主张的就是教育券政策：把钱给家长，让他们用脚投票。
当我们激烈批判我们的奥数的同时，英国却聘请中国的数学教师到英国传经送宝。卡梅伦首相在卸任前公开激烈地批判那些认为可以用计算器替代而没有必要学习中国背乘法表的言论，呼吁英国教育界多些虎妈精神。
因此，在减负时，我们同样也要注意，不应该追求绝对的轻松，没有负担，更不应该把英美等国已证明错误的做法，或正在纠正反省的做法，作为我们减负的样本。
一个日本朋友曾愤愤地谈到日本的减负。上初一的孩子英语得了满分，本来满心欢喜，结果一看试题他气得七窍生烟：26个字母大小写对了就是100分。复旦大学陆一老师在谈到日本减负30年的后果时，也谈到了这一怪现象：学生负担增加，家长负担也增加，尤其是经济负担大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日本减负的一个重要恶果是国退民进，私立学校兴起。30年前，给东京大学提供生源的前20所中学，17个是公立的，3个是私立的。但是减负30年后，这一数字完全颠倒过来，只有3所是公立的。
在过度强调公办保基本，一刀切减负等各种不当教育治理措施的指挥下，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类似国退民进现象，最好的中小学已经开始以私立学校为主。这值得我们高度警醒，也是和我们国家的社会性质背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