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乃是欧洲中世纪的特有产物，主要是欧洲贵族为保护守卫自己领地而修建的军事堡垒。中国城池则起源较早，早在殷商时期便已经开始利用版筑技术修建城池，后世只是在规模和材料上有所变化而已。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热衷于修建城池，而西方则热衷于修建城堡呢？
统治层面：中国古代统治方式与中世纪欧洲有明显不同
中国古代修建城池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不过当时的城池数量和规模普遍较小，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集中出现，到郡县制后开始大规模修建城池，而欧洲的城堡则集中出现于中世纪。
中国虽然也曾出现分封制，但持续时间较短，到春秋战国时期便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崩溃，郡县制的出现便标志着世卿世禄制逐渐被官僚制所取代，以卿大夫贵族治理地方的方式，逐渐由朝廷派遣流官的统治模式所取代。这种模式下，地方直接隶属于国家，而不再属于私人，地方人口、土地、财产的得失直接关系到了国家的存亡，而不是一家一户的得失。
西方中世纪采用的则是领主式的统治模式，其实有点类似于中国分封制下的贵族统治模式，地方分别由大大小小的领主所统治，领主虽然也需要向国王负责，但却拥有着高度的自治权。这种模式下，地方人口、土地、财产的得失仅仅关系到了领主的存亡，而对于国家损害其实并不大。
社会层面：地主式封建庄园与领主式封建庄园的根本差异
纵观中国历史，地方经济模式其实长期处于地主式封建庄园，而欧洲的中世纪则处于领主式的封建庄园，而这两种经济模式则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家，地主式封建庄园，其实主要反应在经济方面，即地主虽然掌握着国家的主要生产工具“土地”，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相分离，并不拥有行政、司法等特权。
而中世纪的欧洲则普遍是领主式封建庄园，领主不仅拥有辖内土地的所有权，而且拥有绝对的政治统治权，拥有着独立的行政、司法、军队等特权。此外，这种领主式封建庄园，还拥有着一定的奴隶制色彩，农民的生命财产完全隶属于地方领主。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使得中国的地主的自我防护能力极为有限，不论是他们自身的权益，还是隶属于他们的佃农权益，必须依靠地方政府乃至国家层面的保护。而中世纪的领主则拥有较高的自我防护能力，而他们和农民的权益也更多依赖于领主自身。
人文层面：中国的国家民族意识和中世纪的家族存亡观念
人文观念同样是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国家民族意识和中世纪的家族存亡观念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别。
中国的民族意识形成虽然是在汉朝以后，但国家观念形成的却相对较早，即使是在分封制时期，国家观念便已经初步形成。或许是受领土面积较大的影响，世卿世禄制崩溃之后，普通百姓之间虽然仍受宗族血缘关系影响较大，但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国家观念其实已经形成。例如战国时期，魏人、秦人、齐人等称呼便时常出现，而家国一体思想更是长期影响着中国人。
而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领主式的统治模式，相对于国家民族观念来讲，家族的存亡反而变得更加重要，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家族之间可以用过联姻等方式继承封地乃至国家，这在古代的中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使得古代中国百姓之间虽然姓氏不同、血缘无关，却在存亡之际能够形成较大合力；而中世纪的欧洲，家族内部的凝聚力更强，而国家层面却相对较弱。
军事层面：政权之间的相互攻伐与领主之间的相互吞并
战争是人类历史永远绕不过的话题，而由于以上三点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战争更多是政权之间的相互攻伐，而中世纪的欧洲则更多是领主之间的相互吞并。
中国古代的战争的典型特点就是政权之间的相互攻伐，这种战争使得战争结果不再是一家一户的存亡，而是整个国家层面的毁灭，而其中最重要的形势便是攻城略地。与此同时，政权之间的相互攻伐，导致战争规模普遍较大，小规模的城堡根本无法抵御大规模的进攻，只有规模较大的城池，才能在保护更多人口的同时，形成较大的抵抗力量。
而中世纪的欧洲，由于领主统治模式的存在，领主之间因为矛盾和发展往往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的结果往往是家族的毁灭或衰弱，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形势便是对其家族核心成员的攻击。因此，领主通常是以保存家族势力为主，这种情况下的战争规模普遍不大，需要较多军队防守的城池并不适合这种规模的战争，城堡显然更为适合一些。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统治、社会、人文层面的影响，决定了战争方式的不同，而不论是城池还是城堡，其主要作用便是为战争服务，而战争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城池更适合古代中国，而城堡更适合中世纪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