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概述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历程，并全面评价古代科举制

Question

可补分

Answer 1

一、科举制度的演变�
1�科举制度的创立�
隋朝初是以秀才、明经等科选拔官吏，到隋炀帝统治时期设置进士科，宣告了旧的以门第为 主要依据的选官体制的结束及新的以进士科为代表的科举制的诞生。唐代科举考试分制科和 常科。制科主要应试对策，也就是对时政的看法和建议。唐代常科的科名有秀才、明经、进 士、明法、明算等五十多种。进士科以考时务策为主，后来也考帖经和杂文。唐代参加科举 考试的考生大体有两个来源：一是朝廷所设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的州、县学馆 的学生，称为生徒。二是不在学馆的普通读书人，可以向所在的州、县官府报考。在唐代， 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选试合格，才被授予官 职。选试包括身、言、书、判四个方面。�
2�科举制度的发展�
宋代在革除了唐代科举制弊病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严密的科举制度，成为封建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科举实行三级考试，解试（州试）、省试（ 礼部试）、殿试。解试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举人参加解试合格 的，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一定的名额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合格者由礼部奏名朝 廷，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凡登科进士，一律由吏部立即授官。宋代科举考试向 士大夫广泛开放，对于各科举人，不重门第，只要文章合格，就可以录取。辽金、元朝时期 基本上沿用宋朝科举制度。�
3�科举制度的鼎盛和僵化�
明代至清代中叶前这一时期，科举制度走向鼎盛阶段。科举制度各方面的规定已经成熟，建 立了系统的法令法规，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无不重视科举考试，科举制度成为了国家政治生 活中影响最大、最基本的制度之一。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科举制度与教育 制度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学校教育成为应对科举考试的重要工具；考试内容与规则格式化 ，并与宋明理学相结合，严格限定出题、答题范围和格式，从而形成“八股文”；考试科目 也趋向于单一化，主要有进士一科；考试程序更加严密，实行四级制考试体制，即童试、乡 试、会试和殿试；科举考试与明清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完全融为一体，其 影响力不仅局限于中国，还播及海外。随着封建社会晚期的到来，科举制度渐渐趋于僵化， 各种弊端日益突出，最终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到1905年8月晚清政府废止了这一制度。
二、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一）积极影响�
1�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
实行科举制度一方面把分散的人事选拔全完全回收中央，另一方面又使政权的社会基础 更为扩大，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 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使中国封建 社会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增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有利于传统中 央集权国家的发展。�
2�为封建国家行政机器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管理效能。�
自隋唐以来，历代有作为的将相辅臣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学而优则仕”者，如宋代的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明清的张居正、林则徐等等。在这些人才中，大多都意气风发， 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由此可以看到，科举考试制度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 批较有才能的人士，尤其是将广大中下层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充实到统治队伍中，它不仅提 高了封建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而且还为封建统治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封建管理阶层的 新陈代谢，为社会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3�弥补了人才选拔制度的不足，改善了封建社会的吏治状况。�
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传统人事选拔方式上的不足，彻底 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依仗门荫资历对选官的垄断，通过实行公开报名、平等竞争、择优录取 的原则，在较大的社会范围中开辟了一条入仕途径，在社会上形成“公平、公正、合理”的 观念。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封建国家官吏队伍中知识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他们中许多人能 以封建礼教约束自己，敢于抵制官场腐败现象，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吏治状况的改善。唐宋明 清各个朝代，凡国事隆盛、吏治比较清平的时期，都是科举考试制度与官吏队伍建设结合得 比较好的时期。�
4�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由于科举考试制度为广大学子提供了获取功名的机会，一方面大大激发了中下层阶级的 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隋唐以后，随着时势的不断发展 ，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科举考试的生源主要来自学校，而学校主 要为培养应试士子而设立，学校教育的目的主要就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所需的人才。“为应科 举而兴学重教”，在当时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如北宋时期就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即： 公元1044年范仲淹普建州县学；公元1068-1085年王安石创立太学三舍法；公元1102-1106年 蔡京增加太学名额，实行毕业授官。�
5�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据记载，早在唐中宗时期，日本建立了模仿唐代制度的考试选官制度。16世纪以后，我 国的考试制度愈来愈受到世界的瞩目。孙中山先生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后指出：“现在 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 学过去的”。胡适说：“我在国外的时候，时常感觉到，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一个伟大贡献 ，就是公开的客观的文官考试制度。没有一个国家的考试制度，能够像我们这样久远，严密 与公开。”“反观西洋国家实行文官考试制度，至多不上二三百年，而且都是受了中国的影 响的。”到1 9世纪中叶,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为欧洲知识界普遍知晓，朝鲜和越南也曾长 期实行过科举制。毋庸置疑，科举制度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 献。�
（二）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在其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考试内容�
科举考试内容过分强调文学诗赋，而忽视了其他促进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文化知识，尤其是 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忽视，这对中国文化的畸形发展以及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不能不产 生消极的影响。�
2�考试形式�
科举考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考试形式也日益走向僵化，因循守旧，漏洞百出，特 别是明清以后实行的八股文制度，完全脱离现实生活，无法培养士子们的实际能力，反而强 化了人们投机取巧的考试心理，败坏了学风，腐蚀了心灵。�
3�科举制度的价值导向�
科举制度虽然达到了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也把人的思想束缚、禁锢于一定范式中，民 主意识被无情地扼杀了。同时，科举制度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贵族观念，引 导人们轻视社会各行业，轻视生产实践，使知识分子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生活，造成中华民族 在表面的文化繁荣下日益空洞衰弱的颓唐之势。�
三、科举制度对行政人才选拔的启示�
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要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历史发展表明,重视官吏培养有助于提 高统治阶级、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从而提高国力。在当前条件下，如何为国家不断选拔、培 养有执政能力的行政人才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之一。只有把优秀的人才汇集到各级行 政部门，充实到各项行政管理事务中，才能保证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因此，在我们大胆引 进、吸收和效仿西方人事管理思想、制度和技术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曾经 影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一千多年并对世界做出贡献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
1�考试选人是行政人才选拔的一种有效方式。�
官员的考核和选拔自古就是一个难题,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在探求一种最能体现“公正、 公平”、最能有效为国家选到真正有“德才”的管理人员的选人方式。回顾科举制度的发展 历程，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考试选人是最接近这一目标的一种有效的人才选拔方式。中国封 建社会的几个主要的朝代，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发现、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尽管这种选人用 人的制度像古今中外任何一项制度那样，都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在以前一度受到 了来自于各方面的非议和批判，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这一制度其实有着非常合理和较为科学的 内核。首先，通过考试选人可以为社会各阶层的有志之士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 ，使他们有机会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其次，通过考试选人将大大扩大行政人才的选拔范围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人才“入口小”的问题，弥补传统“委任制”的不足。最后， “考”而优则士符合“任人唯贤”原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任人唯亲，有利于形成“公 平，公正”的人才选拔环境。�
应该说，通过考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反映一个人的知识、能力与思想素质。因为通过考 试起码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人平时是否注重“讲学习”，是否注重对实践的观察与思 考。同时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关于这个人的修养、知识结构、性格气质以及看问题的视角、 处理问题的方法与能力等方面的情况。历史也证明，通过科举考试所遴选出来的并不像人们 以前所想象的大多都是些高分低能、只知道之乎者也的“书呆子”，而事实是在一次又一次 的科举考试中，一批又一批有识、有志、有才、有为之士，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 石、范仲淹、寇准、包拯、张居正等许多后来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纷纷脱颖而出，走上了仕 途，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在肯定考试选人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 时，我们更要吸取科举制的经验教训，在现行的行政人才选拔考试中，要用科学的方式全面 地考评每个人，一定要警惕出现类似“八股文”那种脱离实际、扼杀创造力、培养考生循规 蹈矩能力的考试形式。�
2�完善的教育体制是行政人才选拔的基础。�
今天我们重新回过头来，心平气和地打量我国从唐朝到清朝所实行的、牵动天下读书人的科 举制度，我们可以看到，科举考试是社会成员获取功名、地位与权利的重要途径，社会成员 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知识，不经过“十年寒窗”，没有较深的 学识，是不敢问津的。朝廷通过一次次科举考试使大批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为 国效力。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次人才选拔的成功，但如果没有背后长期、有效的教育、学 习过程作支撑，人才选拔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
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能够认识到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与教育密切相关，而身处科学技术 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人，我们就更应该把这极有价值的理念发扬光大。对于担负 着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而言，行政人才资源能否得到科学的利用和开发，直 接影响着未来行政人员的总体素质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目前我国行政人员中，通过正规 教育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培训的人数并不算多，而且由于自身素质原 因而不能胜任所担任的职务或不能领会、执行上级政策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我们衡量行政人 才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掌握必要的管理知识、方法和专业技术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在关注行政人才选拔的方法、程序和结果的 同时，更应该对行政人才成长的过程给予重视。也就是说，在关注“考试择人”的同时，也 要把目光放到“考前育人”上来。没有专门、系统的教育过程是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结果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要想从质和量上获得所需的行政人才，仅为备选人员构建一个 竞争平台是不够的，还应该把眼光放到行政人才的“预备队伍”或者是“准”行政人才队伍 的培养上来。政府应在现有的人才培养基础上，制定长远规划，把行政人才的培养从“小” 抓起，从“学校”抓起，应确保在选拔行政人才之前使候选人员得到必要的正规学校教育， 为将来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奠定充分的智力基础，使行政人才的发现、培养以及选拔形成一 个良性循环的系统工程。既然谈的是选拔，就得有被选对象，如果我们不能致力于培养相当 规模的备选对象，不能夯实行政人才选拔的基础，那么选拔的结果肯定难能如愿。�
3�“德”、“才”是行政人才选拔的主要标准。�
“德才兼备”几乎是从古至今所有国家选拔人才的统一标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现实 中评判和操作。和“才”的考核相比，对“德”的考核是最难把握的。现在的行政人才选拔 也非常注重“德”的考查，但主要是通过背书答题的方式考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时事政治等的掌握和熟悉程度。这与科举制度的区别只在于“背”和“答”的内 容不同。对一名行政人才而言，除了政治品德，还应包括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 只注重政治品德而忽略其他三个方面起码是不完善、不科学的，是不能保证所选出的人才具 有用好权力所需的全面的“德”。因此，在对“德”的考核上，我们应该努力探索更科学、 更合理的评价方式、方法和手段，加大量化比例及可操作性，使“德”的考核更加公正、更 加科学化。在选拔行政人才时，应该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对“德”、“才”要求 有所侧重。�
4�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机制是行政人才选拔的保障。�
回顾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方面的种种积极作用，结合目前社会发展的现状，我们仍 然可以看到，通过考核和竞争来选拔人才，毫无疑问是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模式，但如果 没有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它也只能是一种空的摆设，甚至有可能为“合法”滥用权力创造 条件和依据。所以，尽管科举制度具有较为完善的考场规则和防弊措施，但还是出现了相当 多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贪污贿赂等现象，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严格的 监督机制。因此，在进行行政人才选拔的时候，如果只强调有完善的考试方法、考试规则， 而没有后续的管理措施，没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实行法治，同样有权力被滥用的危险 ，还是可能选出“庸才”或者“准贪官”来。因此，要保证考核的公平、公正、合理，就一 定要建立起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
5�主动“猎才”是行政人才选拔方式的补充。�
古代科举制度和现行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即通过考 试，实行公平竞争，按“竞争择优”原则，力图从社会各部分的广泛来源中获取人才。纵观 古今中外的人才选拔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这一制度确实比其他传统方式具有更为科学、合理 的内核。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不管是科举考试制度还是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他们往往都是 通过发布考试信息、规定考试内容、制定录用标准等方式“静候”考生“主动”前来报名考 试，然后再在众多候选人中进行人才遴选，中国传统的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意识仍可从中 略见一二。毋庸置疑，通过这种选拔方式，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纷纷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国 家栋梁。尽管如此，部分“贤能”还是会因信息流通不畅、选拔层级过多、世俗偏见、自身 清高等原因而未能主动“抛头露面”，最终被排除在人才选拔范围之外。而在这部分人才中 往往藏有“兼济天下”、“扶社稷、安苍生”的优秀人士，如古代的姜子牙、诸葛亮就是例 证。因此，在普遍采用考任制、委任制和聘用制等方式进行行政选人、用人的同时，政府有 必要建立相应的“猎才”机制，“主动出击”，“有的放矢”，在最大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选 拔有用的行政人才。在“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开发是第一开发”等观念已形成共 识的今天，我们应该本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则，用新的理念、新的模式去寻求在行政 人才选拔上的突破，在这一点上，已经颇受企业界重视的“猎才”制度是值得借鉴的。
科举制度从它建立之后即经久不衰，延续1300多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终结才宣告废除，这充 分说明它是我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中最成熟、最完善的一项制度。在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深化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背景下，我们理应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态度，以客观、 公正的态度对古代科举制度进行剖析，然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寻找出对我们今天的 行政人才选拔较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选拔出优秀的行政人才是 保证整个行政体系正常运转的先决条件，要想拥有充足的行政人才资源，形成人才济济、群 贤毕至的局面，我们还需对建立“独具慧眼”的行政人才选拔体制进行更深、更具体的研究。

Answer 2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考试选官制度持续达1300年，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科举制度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中国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认识，而且可以总结它作为一种考试制度，长期形成的稳定的运行机制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考试管理和人才选拔提供借鉴。鉴于科举制度的重要地位，它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代以来已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从对汉魏以来选官制度嬗递的考察中，以考试为线索，得出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探讨了南北朝时期科举制萌芽的表现及原因。第二章“科举制度演变的外部条件与内在机制”则分别从内外两方面探讨了科举制的演变规律，指出科举制度的变革既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也受大规模教育考试的发展规律的制约。它是教育内外部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第三章“科举制度与封建中央集权政治”从科举制度的政治性质出发，探讨了科举和政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第四章“科举制度与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从纵的角度探讨了科举制度与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第五章“科举制度的规范化与程式化”从科目设置、考试范围、考试内容、考试方式、考试组织、周期与时间、考试机构、科场规范、考试范本——八股文和试帖诗等方面论述了科举制度作为一种考试制度走向规范化与程式化的历程。第六章“科举制度与官学教育”论述了科举制度与官学教育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对于二者之间的矛盾，历代统治者都试图通过改革加以调和，直到明清时期官学沦为科举的附庸，完全被科举支配。第七章“科举制度与私学教育”则论述了以下三个问题：私学通过科举制度被纳入了国家人才库；科举考试内容与私学教育内容的对立统一关系，正是其中的相异之处显示了私学存在的意义；科举的触角伸到了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蒙学教育也不例外，其出现、发展和兴盛无不打上了科举的烙印。第八章“科举制度与社会风气”是书中考察较深入、分析较透彻的一部分，论述了科举制下的社会风气，包括士庶关系、等级特权意识、婚姻家庭关系、读书风气、学风和文风等的变化。第九章“改科举、废科举和兴学堂”从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的冲突入手，叙述了近代西学冲击下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此消彼长及科举制最终被废除的历程。第十章“科举制度总的评价”针对对科举制度是非功罪评价不一的三个焦点问题，即科举制度是否真正体现了公平和公正、科举制度对中国学风的影响及其是否能选拔出合适的人才展开论述，阐明了科举制度的进步意义，并对当前围绕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展开的争论进行了评述。
积累了极为可观的学术成果（详请参见何忠礼1905年9月2日，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光绪皇帝下诏废止。但科举的影响并未从此消失，对它的是非得失，许多评论失之偏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如何评价它呢？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一种制度存在一千多年，不被别的制度所取代，说明它本身的优越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当时先进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渐完备，如何选拔人才，统治者起先采取的是征辟、荐举的办法，由地方官或世家豪族向上级以至中央政府推荐人才，被推荐的往往是世家子弟。推荐的标准是门第高贵，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把人才分为九等进行品评，但主要根据仍是家庭出身，道德、文章、才干都是次要的。主持品评的大小中正也都是世家豪族，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因此从东晋到南北朝，北方的崔、卢、王、谢，南方的朱、张、顾、陆，这些名门大族高踞政府的要津，连皇帝老子也要退让他们三分，这种门阀政治造成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堵塞了平民百姓中优秀人才的晋身之路。隋朝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十年窗前勤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寒素之家的子弟也能由读书科举进入仕途，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做官权利的局面，国家选拔人才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而且一个人中了举人、进士，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也鼓励了十个人、一百个人勤奋读书，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是有好处的。唐和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巅峰的时期，也是科举制度逐步完备的时期，当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就有科举制度的一份功劳。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起先不懂得科举的作用，后来有所认识，也加以恢复使用。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自身没有多少文化，但很了解实行科举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即位之后很快开科取士。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

经世致用含华咀英

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读书人不敢谈经世致用的时间是不长的，因此，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科举考试，也大都不是脱离实际的。
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中状元的那一科，考试题目有五百八十六字之多，最后几句说：“天变至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荷泽未靖，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题目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国家的严重情况，要士子们出谋划策，化解危机。
清光绪壬寅科（1902年）福建乡试（考举人），主考官是闽浙总督许应骙。这次出了三个题目：《汉唐宋开国用人论》、《勾践焦思尝胆论》、《子贡使外国论》。第一个题目评论历史，有古为今用的意义。第二个题目很有现实意义，当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一败涂地，惨遭割地赔款的屈辱，提倡发扬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誓雪国耻，这和形势结合得多么紧密。第三个题目很有趣，也很高明。子贡是孔子学生中善于理财会做生意的，汉朝为什么不能派像子贡这样的人到匈奴做生意，进行经济交流使双方都有利，求得边境的长期安宁。接下来的会试（考进士），因为北京的贡院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还没有修好，便改在开封举行。大总裁盛宣怀出了个题目《论铁路收归国有》。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后来还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之一。
中国的科举，历来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是讲经世致用的。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论语》，如果《论语》没有经世致用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说法。儒家学说是经过不断改造的，每次改造都与当时的思想政治相联系，因此说儒家学说和经世致用脱节，是片面的。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不敢评论时政，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一旦文网松懈，情况就变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的呼声高入云霄，因而出现了像龚自珍、魏源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

选拔精英机制完善

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旷世奇才，都没有考中进士，因而有人认为科举并不公正。其实，在我国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目的是让读书人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分配他们做各级官吏，实现学而优则仕原则的精英选拔机制。
首先，科举的录取率很低，除恩科而外，正科三年一次，每省乡试只取一二百人，全国的会试取三百多人，绝大多数人是要落榜的，这样的录取率，怎能做到像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其次，有人兴趣在于走“终南捷径”，不愿意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科举的路。第三，科举选拔的是做官的人才，不是培养诗人。当然，诗人文学家符合科举选拔人才条件的，也能够入选。唐宋八大家中，除苏洵以外，其他七人全是进士出身。总的来说，科举一般是公正的，但不可能完全公正。
科举从隋唐起直到清末，实行一千多年，各种制度都比较完善。比如进入考场，要经过严格的搜查，搜身而外，用具（笔墨砚）也要检查，带进去的午餐干粮都要切开来看看，要夹带进入号房是很难的。收买考官也不容易，每次考试，一位主考三四位同考，只要遇到一个刚正不阿不要钱的，把你揭发出去，就要被判重罪。而且考试的文章是要公布的，称为“闱墨”，还要刊刻印书，卖给参加考试的人做范文。《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就是干这个行当的。文章不太像样，拿不出手，刊刻出来更会惹祸。朝廷对科场作弊都用重典，被处以极刑的屡见不鲜。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俊就因科场作弊被腰斩。鲁迅的前辈也因涉及科场案弄得倾家荡产，身陷囹圄。因此除偶尔有人铤而走险外，人们大都不敢以身试法，考试作弊的现象实属少见。
科举考中的状元以及进士、举人等，在社会上大都是一时俊彦，颇能干出一番事业。清朝260多年中，举行殿试112次，中状元的有112人，其中出了不少人才。比如乾隆庚辰科状元毕沅，除官至湖广总督而外，经、史、文字学、金石学造诣都很深，并且主持编纂《续资治通鉴》220卷。咸丰丙辰状元翁同龢，官至军机大臣、尚书，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帝师，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戊戌变法时坚决支持光绪皇帝，以致被慈禧太后革职，其胆识为时人称赞和景仰。毛泽东说过，谈到中国的现代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这四个人中有一个叫张謇的，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此人就是光绪甲午科的状元。中状元也有靠运气的，光绪癸卯科殿试时，适值慈禧太后70大寿，进士王寿彭名字吉利（古代传说中彭祖寿高八百岁），因而中状元。乾隆甲辰、丁未、庚戌三科，屈居榜眼的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学问家，而状元则不太出色，有人讥讽考官有眼无珠，说三个状元都是撞上了大运，但这毕竟是少数。
其实，科举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对生员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上辈或本人要过饭，可以参加科举并中状元，如宋朝的吕蒙正和明朝的范际昌；可是有的职业却被视为“贱业”，如剃头的和唱戏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这是毫无道理的规定，是科举制度中严重的不公正。

废除科举兴利除弊

科举制度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弊病。唐宋时代，限制还没有那么多。明清以后，解释儒家经典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明清两朝还规定，科举考试的文体为八股文，这种死板僵化的文体，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更为严重，这两项颇为世人所诟病。
科举制度最致命的弱点，是清朝中后期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部分官僚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如招商局、电报局等。这些企业是要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来经营管理的，出身于科举的举人秀才对这些东西十分陌生，无法胜任工作。西方的学校正是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它们有小学、中学、大学，各种专门学科齐全，这显然比我们的科举制度优越。如果我们还是八股取士、策论取士，新的人才从何而来？再说，西学东渐之后，各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知识分子茫然无知，还在整天子曰诗云，如何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我国的有识之士抨击科举，提出“废科举，兴学堂”，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是一种主张，而且已付诸实践。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创办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前身），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来各省也陆续创办了新式学堂。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由学校取而代之，就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的了。至此，科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标准客观，竞争公平；立法保护，稳定延续。其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统一了价值，延续了文化；推动了教育，培养了人才；稳定了政治，推动了发展。其负面作用表现为导致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的脱离，内容单一，文体要求走向极端等。总之，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官僚体制的稳定中的延续，也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曲折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