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04-02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思想由原先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也是因孔子思想与皇权思想的某种互需性所致，经过历代皇权的极力推崇，以致将原先孔子思想上升至神圣的地位，同时打压其它与孔子思想不相符的思想观点，造成社会思想单一与僵化，最终对后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障碍，形成了思想僵化乃至腐朽与落后中国社会现实。
终于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的先驱们，冲破重重旧思想的束缚，通过与世界的了解，打破了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尤其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开创者们，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创新方面可谓是继孔子以来新文化、新思想主将，被称为中华民族的魂。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孔子从被打倒在地，现今又开始重新认识孔子，可谓是认识上的回归，先将神坛上的孔子推倒，再将孔子拉回人们中间，而不是又将其高高供奉，这才是真正的孔子所被希望的。
孔子和鲁迅，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找不到还得继续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把孔子和鲁迅绝对对立起来。捧鲁迅时，像“文革”时期，就用鲁迅打孔子；现在，孔子地位高了，就用孔子打鲁迅。当年就是鲁迅把孔子赶跑了，现在正要把孔子请回来。但孔子和鲁迅真的是决然对立，水火不容，有孔无鲁，有鲁无孔吗？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鲁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对孔子有很多批判，这样的批判是有两个层面的。首先，他们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在当时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中华中心主义妨碍着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吸取，而在五四先驱者看来，打开思想的闸门，向世界开放，正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将传统文化绝对化的文化神话。他们的批判锋芒又同时指向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其实，在晚清以来，儒学的垄断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诸子百家有更多的关注，五四时期只不过是把这样的打破垄断、独尊的努力，推向自觉。
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鲁迅在内的先驱所做的，其实也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他们所批的正是被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当然，鲁迅和孔子之间是有分歧的，甚至是重大分歧，原则分歧，从这一层面，鲁迅也批孔子。孔子是一个“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因此，他想当“国师”。而鲁迅，连“导师”都不想当(他的理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路，如何为年轻人指路？)，更不用说当“国师”。更重要的是，鲁迅对统治者没有幻想，他曾经说过，统治者遇到危机，车子要倒了，你别去扶，让它自己倒。孔子却拼命要扶，不让扶也要扶。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有批评，说批判也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就是现在，有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之间也经常有争论，相互批判。但并不妨碍彼此在别的方面有相同之处。孔子也是“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当然，他是力图在体制内批判，鲁迅则是自觉地进行体制外的批判，这确有不同，但在批判权贵这一点上，也自有相同，所谓“同中之不同，不同中之同”。我们不必掩饰分歧，也不必夸大分歧。
鲁迅和孔子，尽管道路的选择有不同，但那样的不屈不挠地追求探索，以及在追求、探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浩然正气、韧性精神、理性实践精神，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论语》中最难做到的两条：“匹夫不可夺志”，“视富贵如浮云”，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而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最能体现这样的精神的，就是鲁迅。
我们可以说，从孔子到鲁迅，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传统的。我们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有了一个鲁迅，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宝贵遗产，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总把他们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这不仅是愚蠢，更是犯罪。它对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是大有启示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藉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也鲜有人能说得详尽。今日得个空闲，将他们开列造册，整理出来，以飨诸友。浪费时间心力做这件事，无益时用，迹近无聊，只图能博一二朋友一观一笑。倘竟能为有心于孔学者进行考证研究添毫发之助，则就喜出望外了。
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我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我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