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人而言，科学所探讨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关心的只是事实，与感情无关，无善恶之分，是和价值无涉的。如果一定要以“好”、“坏”两字来评价科学，那么科学是绝对好的。因为我们当前生活中的种种方便，不管是电话还是网络还是空调，等等这一切都是拜科学之所赐。而那一个个眺望星空或埋头实验室，给我们带来科学知识的奇怪、超常的人则是人类的恩人。就算有一些坏事与科学扯得上关系，譬如我国曾在科学家论证粮食可亩产万斤后饿死了极多的人，那也不能怪罪到科学的头上，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出于坏人的行为，或者科学被坏人所利用，科学只追求真理，只探究自然的奥秘，它本身是不可能有任何错的，因而是不可能负任何责任的。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和技术一样，只是人们的工具。同一个工具，譬如说炸药，诺贝尔可以用于开矿，恐怖分子可用于劫持飞机，但工具本身绝对不是坏的。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一些科学主义者非常厌恶对科学的微词，尤其是那些不专业研究某门具体的自然科学、但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所发出的。他们以科学的化身自居，认为人文学者根本就不配谈科学，对于那些居然胆敢反思科学的言论，他们一律冠以“信口开河”、“胡说”、“伪科学”、“反科学”、“反理性”、“科学的敌人”，甚至“反人类”的帽子。
但上述对科学的看法并不准确，它过于扁平化、理想化。
科学并没有普通大众所想象的那么圣洁。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科学家所做的事。科学家是什么人？他们和普通大众既不同又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研究兴趣，是科学技术沿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增殖的一个环节；相同之处在于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私心杂念，也有高级和低下之分，也得为稻粮谋，也得为名忙、为利跑。也就是说，他们既是追求纯粹真理的人，又是受雇佣的人（雇主包括国家、军事机构、企业、其他机构等）。在科学没有找到多少实际用途，做科学研究还基本只是一种副业的时代，科学家中更多的是理想主义者、真理的追求者；在科学成为社会建制，一项研究需要众多人协作才能完成的现代，科学家中更多的是现实主义者、衣食名利的追求者。
既然是受雇拥，既然要从雇主那儿领取经费，科学家所做的事就必然会反映雇主的利益。也就是说，具体的科学研究必然负载有价值。大千世界，包罗万象，不可能什么都研究，必须要有所取舍。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在科学诞生之初，可以主要由科学家个人决定。但进入大科学时代以后，人们已经不能再像伽利略、牛顿那样单靠一张纸、一支笔和几样简陋的仪器就做出的卓越成果。现代的科学研究排斥孤独的探索者。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结晶胰岛素的合成、两弹一星的研制、杂交水稻的育种，等等，哪一个不像大的工程？不但需要精密、昂贵的仪器，还需要单个的科学家加入到某个团体中去充当一只蚂蚁，只有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某项工作。这就必然使得科学家越来越丧失了自己的选择权：他们仍可以干自己愿意干的事，但必须是在雇主所提供的选择范围之内。超出了雇主所指定的范围，他们就申请不到经费，就几乎干不了任何事，其中包括自己最有兴趣的研究工作。而把握财权的雇主所资助的研究方向必然反映自己这个并不一定高尚的利益集团的利益。
不但科研课题的选择会负载价值，科研课题完成后也会带来与价值相关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科学、技术只是自己手中的工具，但它们事实上并不完全服从人的意志。换一个角度看，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人类反而只是它们发展、增殖自身的一种工具。每一项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都会给人类打开一扇窗户，给人们提供一种可能性。而人类，尤其是其中的科学家有强烈的好奇心，总想跳出那扇窗户，干一切可能干的事。窗户外是什么？可能是美丽的花园，也可能是万丈深渊！也就是说，因为人类难以遏止的好奇天性，某些具体的科学研究必然会给整个人类或者其中的一部分人带来不利的后果。
早已发展起来的核科学就是这样的。当哈恩等人发现核裂变的时候，核科学就告诉了人类有这么一扇关于巨大能量的窗户；而费米发现连锁反应之后，这扇窗户开始在人们眼前出现；顺着科学技术自身的逻辑增殖，再加上军方利益的需要，它必然会被完全推开，发展成可能毁灭掉整个人类文明的核武器。二战临近尾声、法西斯的覆灭已成定局的时候，作为美国军方雇员的玻尔、奥本海默等人看到了核武器对整个人类可能具有的灾难，想将其永远的隐匿起来，但他们完全无法控制局面，美国军方坚持要从那扇被他们打开的窗户跳出。现在又有哪一个个人、集团、国家敢说自己能完全控制住核科学、核技术、核武器呢？
既然当今时代任何具体的科学都有价值负载，都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得出以下的结论是水到渠成的：
人文学者有权利评说科学。世界是每一个人的，而科学家所代表的常常只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他们的行为可能对每一个人产生影响。所以对于与科学有关的问题，不能只由科学家，更不能只由科学主义者说了算。社会必须要有民主制度，包括人文学者在内的各种人都有权对科学发表意见，只有用民主、法制、道德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公众的利益。当前，某些科学主义者禁止人文学者发言的做法是不妥当的，而他们大扣帽子、大打棍子的文革文风则是该受谴责的。
拿大量国家经费的科学家有必要向纳税人述职。既然用的是国家的钱，那么纳税人就是那些科学家的雇主，当然有必要弄清楚他们的研究是否反映了自己的利益，是否确实能增进自己的福祉，是否不对自己的利益构成危害。科学家总说自己的研究重要，可对谁重要，对什么重要，有必要通过大众媒体向大家阐释清楚。
科学有禁区。科学家太好奇，总想穷尽现有的一切可能性，干一切可能干的事，而有些可能性对整个人类或者其中的部分人群是不利的。我们不能给小孩以枪，因为他们没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我们也不能提供经费让科学家为所欲为，必须通过民主与法律为他们设置一定的禁区。
我们也想知道自然的奥秘，也讲究工作效率，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幸福的生活。一切要以人为本！
参考资料：http://tieba.baidu.com/f?kz=39433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