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25
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史家又称他为先主。
刘备少年与公孙瓒拜卢植为师求学，而后参与镇压黄巾起义。与关羽、张飞先后救援过北海孔融、徐州陶谦等。陶谦病亡后将徐州让与刘备。
刘备早期颠沛流离，投靠过多个诸侯，后于赤壁之战与孙权联盟击败曹操，趁势夺取荆州，而后进取益州，建立蜀汉政权。陈寿评刘备机权干略不及曹操，但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终成帝业。刘备自己也曾说过，自己做事“每与操反，事乃成尔”。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史称蜀或蜀汉，占有今四川、云南大部、贵州全部，陕西汉中和甘肃白龙江一部分。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病逝于白帝城，终年63岁，谥号昭烈皇帝，庙号烈祖（一说太宗），葬惠陵。后世有众多文艺作品以其为主角，在成都武侯祠有昭烈庙为纪念。
这里首先讨论的是，刘备的个人性格，以及在政治和军事上，当时人们对他是如何看的。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载周瑜上疏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同书《鲁肃传》又载鲁肃同样进说：“刘备天下‘枭雄’，与(曹)操有隙，寄寓于(刘)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周瑜、鲁肃是其时的杰出人物，当他们为孙权画策时，认为刘备是一名“枭雄”，“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同书<蜀志)的<黄权传)也说：“(黄)权谏(刘璋)曰：‘左将军(刘备)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意在言外，与周瑜、鲁肃的看法相同。这里的“骁名”，《后汉书·刘焉传》作“枭名”，李贤注：“枭，即骁也。”“枭雄”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当然，如李贤注所说，“枭”、“骁”二字是通用的，有勇健之义，并非眨义词。问题在于，刘备被认为“枭雄”，是否可以作如此解释。
当官渡之战前夕，袁绍声讨曹操的檄文中，其罪名为：“(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除忠害善，专为‘枭雄’。”这里根据的是《后汉书·袁绍传》。这篇檄文又收入《文选》卷四四陈孔璋(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仅“除忠害善”作“除灭忠正”，其他与《后汉书》同。对“枭雄”的解释，五臣注说：“(张)铣曰：‘枭，恶鸟也；雄，强也，言曹操如恶鸟之强也。”，Bp使不根据张铣的注解，从声讨曹操的檄文本身来看，显然，“枭雄”是一个严重的贬义词。檄文斥责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主要指曹操曾得袁绍大力支持，却反而企图消灭袁绍。这为人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可以用来正确解释当时为什么称刘备为“枭雄”。这里不妨举例宋考察这个问题。其一，当刘备在徐州为吕布所逐，投奔曹操，不但得到重视，并有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故事：“是时，曹公(曹操)从容谓先主(刘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曹操认为，刘备与他才是当代“英雄”，甚至连割据河北的袁绍也不放在眼里。正当曹操如此称誉刘备之际，而在背后，刘备却正与车骑将军董承等人合谋，企图发动政变，除去曹操(《三国志·蜀志·刘备传》)。其二，当割据益州的刘璋迎来刘备，“使讨张鲁”，但是，刘备却回军成都，迫使刘璋“开城出降”，自领益州牧(《三国志·蜀志·刘璋传》)。仅据这两个事例，如前引《文选》五臣注所说，“枭”是“恶鸟”，“枭雄”是“恶鸟之强”，刘备所以被看作“枭雄”，其正确解释应该如此。《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注引《魏书》说过：“诸将谓(吕)布曰：‘(刘)备反覆难养，宜早图之。’”所谓“反覆难养”，指刘备生性反覆，难于驯养，如不早除，将遭反噬之祸，也应该是“枭雄”一词的最好注解。
在东汉末年这个战乱时代，曾流行过“英雄”一词。据刘劭《人物志》卷中的解释：“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概括起来，即是“文武茂异”，具有文武两方面的卓越才能。但是，当时对这个词的使用比较广泛，有的不尽符合这个标准。如前所说，刘备曾被曹操称为“英雄”，《三国志·魏志·郭嘉传》注引《魏书》也说过，“(刘)备有英雄名”。实际上，刘备即不完全具备“英雄”的条件，仅是一般的泛称。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程昱认为“刘备有雄才”。再据同书《贾诩传》，贾诩在与曹丕的对话中，也说过同样的话。程昱、贾诩都是曹操的重要谋士，也是当时才华出众的人物，虽然时隔多年，他们对刘备所作的评价却如此一致，这不是偶然的。不但程昱、贾诩二人，曹操的另一重要谋士、英年早逝的郭嘉，据同书《郭嘉传》注引《傅子》：“(郭)嘉言于太祖(曹操)曰：‘(刘)备有雄才。”’说明看法同样如此。曹操手下这三个非同一般的智谋之士，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合，都强调刘备的“雄才”，即是在“文武茂异”两方面，仅具有“胆力过人”的“雄”，所缺少的是“聪明秀出”的“英”，因而，刘备并不是一名严格意义的“英雄”，从他一生经历来看正是如此。
表现在政治上，刘备属于“恶鸟之强”的“枭雄”，在军事上，刘备也不是特别突出的军事家。当作战之际，刘备尽管“亲当矢石”(《三国志·蜀志，黄权传》)，但这仅是“胆力过人”的匹夫之勇。至于运筹帷幄，作为一军统帅来说，刘备所缺少的正是这种“聪明秀出”的才能。曹操的谋士赵戬曾对刘备作过如下评论：“(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何以图人。”(《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注引《傅子》)孙权的大将陆逊也有过类似意见：“寻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三国志·吴志，陆逊传》)“拙于用兵”，“多败少成，’，这是来自曹操、孙权两方面对刘备所作的评语，是从刘备以往的战争经历得出来的。甚至在刘备的最后一战——吴蜀夷陵之战，当曹丕观察到刘备的战争部署时，曾加以轻视，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说：“初，帝(曹丕)闻(刘)备兵东下，与(孙)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曹丕不是军事家，仅由于在曹操身边多年，对军事有所知晓，战争的结果如曹丕所预料，刘备是以大败告终的。“拙于用兵”，“备不晓兵”，“每战则败”，“多败少成”，这不但是当时人们在军事上对刘备所作的评语，也是历史为刘备所作的结论。
所有这些，说明无论在政治或军事上，刘备都不是当时特别突出的人物，为什么在鼎足三分中，却可以成为一国之主?当然，刘备自有他的长处，如“甚得众心”即是其一(《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同时，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即是刘备从荆州开始与诸葛亮的合作，因而，不是刘备开创了，而是此后诸葛亮开创了蜀国的历史。
在刘备统治下的徐州，矛盾继续存在，仅是矛盾双方的地位有所转化而已。以外部矛盾而论，威胁不再是来自北面的兖州，而是东面的淮南，即是说，这时对徐州虎视眈眈的是袁术，而不再是曹操。至于内部，这时徐州豪族势力已居于统治地位，但是，原陶谦一方的力量仍然存在。因此，从内外两方面来看，徐州虽然经过这次变动，矛盾的日趋激化仍是必然的。
在袁绍支持下，刘备被当地豪族推戴为徐州牧，这一行动当然激怒了袁术。“术生年已来，不闻天下有刘备”(《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出身四世三公家族的袁术，对于刘备这个“卖履织席”的小人物，所吐露出的这种极端蔑视的语言，表达了当时的愤怒心情。一场不可避免的“争盟淮隅”的战争终于爆发，这是外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在内部，刘备出任徐州牧这一行动，也必然导致原陶谦一方与当地豪族一方矛盾的激化。《三国志·蜀志·刘备传》说：“袁术来攻先主(刘备)，先主拒之于盱眙、淮阴”，“先主与术相持经月，吕布乘虚袭下邳。下邳守将曹豹反，间迎布。布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海西。”这一段记载虽较为简略，仍可看出，刘备所以失败，这是徐州内外矛盾同时激化的结果。对此，这里有详为分析的必要。
《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吕)布水陆东下，军到下邳西四十里。(刘)备中郎将丹阳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张飞)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阳兵”有千人屯西白门城内，闻将军(吕布)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阳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阳兵”悉开门内布兵。布于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后汉书·吕布传》说：“时刘备领徐州，居下邳，与袁术相拒于淮上，术欲引(吕)布击备，乃与布书曰……布得书大悦，即勒兵袭下邳，获备妻子，备败。”这里以吕布袭下邳出于袁术的勾引，与当时情势不合，且与袁术的书信矛盾，本文不采此说。)对勾结吕布，反对刘备的许耽、章诳、曹豹三人，这里有必要加以考察。中郎将许耽是丹阳人，与陶谦同乡，显然属于陶谦亲信，这里称之为“(刘)备中郎将”，指的是刘备一方，而不是属于刘备的。下邳守将曹豹本来是“陶谦故将”(见后)，这时任下邳相，显然出于陶谦所任命；作为陶谦的“故将”，如上所说，曹豹曾奉命与刘备率军抵御过曹操。据上引《英雄记》，当曹豹被张飞所杀以后，守卫下邳西门的“丹阳兵”，知道吕布率军前来，“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并开城门迎接吕布军队，显然，这支“丹阳兵”即是曹豹的部曲。至于章诳，其人为许耽军中的司马，也应该属于陶谦亲信。许耽、曹豹、章诳三人应该都是“丹阳兵”的统率者。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即陶谦所赖以统治的“丹阳兵”，当徐州易牧之后，并未转到刘备手里，其统率者仍旧是陶谦的“故将”。许耽、曹豹等人以及“丹阳兵”的背叛，终于成为刘备在徐州失败的主要原因。
《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注引《英雄记》说：“(刘)备留张飞守下邳，引兵与袁术战于淮阴石亭，更有胜负。陶谦故将曹豹在下邳，张飞欲杀之。豹众坚营自守，使人招吕布。布取下邳，张飞败走。备闻之，引兵还，比至下邳，兵溃。收散卒，东取广陵，与袁术战，又败。”这段记载与上引《英雄记》可以相互补充。当与袁术激战之际，刘备所派与曹豹共守下邳要地的，却是张飞。尽管张飞“雄壮威猛”，仅是一员战将，对如何守卫下邳，以及如何处理与曹豹等人的矛盾，据《英雄记》所反映，是十分粗暴的。曹豹一方面凭借“丹阳兵”“坚营自守”，一方招引吕布。其后果是，张飞为吕布所大败，失守下邳，刘备回救“兵溃”，又为袁术所败，徐州终于落到吕布手里。
徐州的得与失，其间不过一年有余。但是，在刘备一生中，既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而“争盟淮隅”，又典型的反映了刘备的性格和才能(政治上和军事上)。首先，从依靠陶谦到取代陶谦的徐州牧高位，跻身于群雄之列，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刘备的“枭雄”性格，前面论述已多，这里不再重复。其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刘备与糜竺、陈登等豪族势力拉拢，虽然得以据有徐州，但是，刘备却被迫让许耽、曹豹等人继续身居高位，掌握兵权。再次，下邳是徐州州治，既是政治上也是军事上的要地，而任下邳相的，却是“陶谦故将”曹豹，作为刘备代表守卫下邳的又是张飞，如前所说，张飞对曹豹势如水火，必欲杀之而后快，终于导致徐州的丧失。在强敌压境的严峻时刻，为什么仍以“陶谦故将”曹豹担任下邳相的重任，又为什么以张飞这样粗暴的人物与曹豹共守下邳?答案只能是，尽管出于被迫，刘备政治和军事上都缺乏必要的才能，这不但不能缓和矛盾，相反，却促使矛盾迅速激化，造成最坏的恶果。
《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说：“太祖(曹操)乃尽收复(兖州)诸城，击破(吕)布于巨野。布东奔刘备”，“备东击袁术，布袭取下邳。”当曹操收复兖州之后，吕布即投奔刘备，屯军于下邳之西(《资治通鉴》卷六二“布大喜引军水陆东下”胡三省注)，因而得与许耽、曹豹等人合谋，乘机袭取下邳。对吕布其人，当时曹操曾评为“狼子野心，诚难久养”(《三国志·魏志·吕布传》)，也是一个“枭雄”型的人物。刘备为什么将吕布收留在徐州，而屯驻之地即在下邳附近?在与袁术激战之际，又为什么对吕布不加提防?因此，吕布得以充当袭取下邳这样重要的角色，并进而据有徐州，这是刘备自己在给吕布制造时机，同样是在政治和军事上缺乏必要才能的表现。
此后，从投降吕布到被吕布逐出徐州，刘备“争盟淮隅”的宏图从此落下帷幕，仅为后世探讨刘备的性格和才能，提供了典型事例。
作为“枭雄”的刘备后来终于取得荆、益两州，建立蜀国，这完全是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策画。其间，关羽丧失荆州，以及刘备在夷陵之战的惨败，都是违背了这个策画中“结好孙权”的结果。至于三国鼎立的蜀国，更是诸葛亮所写的历史，与刘备完全无关。
当时益州是安定富庶的地区，诸葛亮《隆中对》指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法正对刘备的“献策”说：“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法正传》）庞统游说刘备时也说：“今益州国富民强，户门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号称“天府”的益州，除“殷富”外，更为重要的是，其地具有自然地理上的特殊条件，即所谓“险塞”、“险阻”，四周群山环绕，外敌不易攻入。当然，刘备对此更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不但刘备，孙权及其大将周瑜、甘宁同样看中了益州。《三国志·蜀志·刘备传》引《献帝春秋》说：“孙权欲与刘备共取蜀，遣使报（刘）备曰：‘米贼张鲁居王巴、汉，为曹操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曹操，无所忧也。’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曰：‘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张鲁虚伪，未必尽忠于操。今暴师于蜀汉，转运于万里，欲使战克攻取，举不失利，今同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操，使敌承其隙，非长计也。’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郡，诸葛亮拒南郡，备自住夷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三国志·吴志·鲁肃传》也说：“先是，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周瑜、甘宁并劝（孙）权取蜀，故以咨（刘）备。备内欲自规，乃伪报曰：‘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后备西图璋，留关羽守，权曰：‘猾虏乃敢挟诈。”从刘备拒绝孙权取蜀的言词中可以看出，除益州的富强外，刘备也重视这个地区的“土地险阻”，“足以自守”。相对之下，如庞统对刘备的说词所指出：“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三国志·蜀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庞统是刘备入蜀的主要谋士，对此，刘备应该是首肯的。庞统所谓“鼎足之计，难以得志”，这是明显的对《隆中对）的挑战，不但显示了庞统与诸葛亮的分歧，更显示了刘备与诸葛亮的分歧。
重视益州的“土地险阻”，所谓“刘璋虽弱，足以自守”，实际上这是刘备当时的心态。以“荒残”的荆州与“富强”的益州对比，以“用武之国”（《隆中对》语）的荆州，与“土地险阻”的益州对比，在刘备的天平上，益州是大大超过荆州的。既然“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因而刘备首肯庞统的策划，主要正是看中“足以自守”的益州，并拟步刘焉、刘璋父子后尘，在这里称王，甚至称帝，建立自己的小朝廷，如同前此王莽末年的公孙述。
《三国志·蜀志·刘备传》说：“（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刘备）已得益州，遣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曹操）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联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
这条史料十分重要。由于刘备心目中荆州已处于次要地位，可以将荆州给与孙权，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即须在刘备取得凉州之后。所谓“须得凉州”，从地理条件来看，益州与凉州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作为蜀地咽喉的汉中与凉州接壤，可以直接威胁汉中，进而更可以威协益州。凉州尚未到手，孙权即派吕蒙袭取长沙等三郡，刘备当然不惜以兵戎相见。待曹操定汉中，“蜀中一日数十惊”，权衡轻重，刘备思想中，益州安危当然远超过荆州，重新划定荆州的势力范围，与孙权“联和”，必然提上日程。对此，刘备与诸葛亮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
一旦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之后，刘备志满意得，即自称汉中王。据《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所载群下上刘备为汉中王的表，仅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汉中王“为国”不包括荆州的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呢?是不是荆州将给与孙权，这三郡已无足轻重呢?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即是说，刘备准备放弃荆州，在益州“自守”。自从庞统提出“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继而取得益州之后，诸葛亮《隆中对》所提“跨有荆益”的策划，早被刘备置诸脑后了。这是刘备与诸葛亮的最大的分歧。
既然荆州已无足轻重，为什么被孙权袭取、关羽被杀之后，刘备却大举出蜀发动夷陵之战呢?对这次行动，如果仅从政治军事方面着眼，将十分难于理解。但是，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内心活动，因而不能忽视某一时期的个人心态。如果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刘备为什么挑起夷陵之战，则是可以理解的。
刘备发动这次战争，蜀中群起反对。《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说：“先主（刘备）既称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在谏阻的“群臣”中，包括追随刘备多年的赵云在内。同书《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说：“孙权袭荆州，先主（刘备）大怒，欲讨权。（赵）云谏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
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听，遂东征。”赵云所谏，从政治上说“不应置魏，先与吴战”，从军事上说更“兵势一交，不得卒解”，显然赵云反对东征孙权的战争。“群臣多谏”的具体内容不详，仅同书《秦宓传》说：“先主既称尊号，将东征吴，宓陈天时必无其利，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总之，群臣都是从政治、军事上考虑反对与孙吴作战的。对这些谏阻，为什么刘备不听，仍一意孤行?因而这里有必要不从政治军事上的利害，而从另一角度加以考察。
劝说放弃荆州的，如前所说，出于庞统的献策，为刘备所采纳。此外，刘备内心深处还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章太炎曾说过：“关羽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检论·思葛》）这很有见地。对镇守荆州的关羽，刘备极不放心，而关羽对刘备也心怀不满，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如章太炎所说，假手吴人将关羽除掉，应该是刘备所思考的问题。关于此点，已另有评论，可参看。
《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说：“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诸葛）亮叹曰：‘法孝直（法正）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对刘备发动夷陵之战，如果说诸葛亮不加谏阻，这是不可能的，其谏阻之词也应该仅是从政治、军事上着眼，与赵云相同。从所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诸葛亮认为，刘备对法正的信任远超过自己之上。法正背叛刘璋来归，刘备得以取蜀，因而获得高度信任，这是人所共知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必然有其另外一面，即法正洞晓刘备的心态和隐情，敢于在刘备面前说他人不敢说或不愿说的话。
刘备对荆州之失，尤其是对关羽之死负有责任，但为了掩盖，有必要故作姿态，打出“以复关羽之耻”的旗号，显然这是在欲盖弥彰，也为当时所了解，前引赵云的谏阻之词即仅从政治、军事的利害方面立论，不及触及所谓为关羽复仇的问题，当然不为刘备采纳。从刘备的心态来说，人们愈是不愿说“以复关羽之耻”，他愈要显示他与关羽之间“恩若兄弟”的情谊；反之，如果有人顺应刘备心态，指责关羽之过，再转而陈说伐吴的利害，刘备是可能自行转弯的，法正即是具备这样条件的人物。首先，法正是中途投奔刘备的，不像诸葛亮或赵云那样很早即与刘备结合，并深悉关羽的功绩。其次，法正本来是见利忘义，而且如《法正传》所说，更是“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的残酷无情的人物，对刘备有意除灭关羽，不可能如诸葛亮、赵云那样耿耿于怀。最后则是，法正是当时唯一敢于在刘备面说私房话的人。诸葛亮所叹息的“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原因很可能即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