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召开哪些重要会议
以下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
1、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
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取西入贵州。
2、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再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
3、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川黔边展开战略反攻，建立新的苏区的决定。
4、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
5、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村庄（尚示确切考证）召开会议，决定反攻遵义，并且博古向张闻天正式交出中央领导权。
6、扎西会议
1935年2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云南扎西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总结了土城战役的失利原因，重新整编了红军并确定了回师遵义的战略方针。
7、白沙会议
1935年2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古蔺白沙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二渡赤水。
8、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是否进行打鼓新场战役，并确定由毛泽东、
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决策三人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9、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并点名批评了
彭德怀、林彪、
刘少奇、黄克诚等人。
10、泸定会议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泸定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并且由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
11、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县城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准备实行松潘战役。
12、黑水芦花会议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黑水县（亦称芦花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集中讨论了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
13、沙窝会议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儿盖地区的血洛寨（藏语叫作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了几位四方面军将领进政治局，同时决定执行《夏洮战役计划》。
14、毛儿盖会议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左右两路军迅速执行北上东进的发展计划。
15、牙弄会议
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徐向前、陈昌浩在四川阿西牙弄召开非正式会议，决定联名催促张国焘及左路军尽快北上。
16、巴西会议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
17、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迭部县高吉村（亦称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18、榜罗镇会议
1935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为陕北。
19、吴起镇会议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赤安县吴起镇召开会议，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开创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
长征中召开众多会议的原因：
1、体现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断，而是集体领导。通过党的会议做出重大决策，是党实现集体领导的一种重要形式。
湘江战役后，为克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擅权妄为，猴场会议就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遵义会议后，党逐渐恢复了被破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
中央还就这一问题给中央分局和红2、红6军团发电，要求他们建立军事集体领导，重要的军事问题都要经过军委分会讨论。中央红军各部队也逐步在团以上单位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通过集思广益、民主集中、会议决定，克服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不正常现象，实现集体领导决策的常态化，保证了党的决策的正确性和时效性。
2、制定战略决策，指导长征走向胜利
长征中，红军处境险恶，危机重重。“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在党内，先是教条主义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又有张国焘拥兵自重、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
“华北事变”前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面对，都需要回答。危难之中，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战略决策和部署。
湘江战役后，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通过中央负责人召开的通道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遵义会议及其以后召开的扎西会议、会理会议等，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逐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后来又召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确立并坚持了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
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党中央还明确把这个决定控制在中央委员的范围内，从而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给张国焘的转圜留了余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又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3、凝聚意志力量，实现党的战略目标
长征中，形势错综复杂，任务艰巨繁重，环境严酷恶劣。党和红军召开的各种会议，对于实现全党意志和全军行动的高度集中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召开的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上，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2月16日，中央军委纵队各分队在白砂驻地，传达张闻天的报告精神。
毛泽东于2月18日和20日，先后出席红1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和红3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相继参加红5军团、红9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这些举措，有力地统一了党和红军的思想，消除了长征以来广大指战员当中存在的疑虑和不满，从而使全军上下思想统一、人心振奋。
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做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瓦窑堡会议精神，强调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要求“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央战略决策的贯彻执行。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