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速，但不可否认，同时存在诸如矿产资源被过度开采，天然能源被过度消耗，自然环境被重度污染。再就是各地政府讲求经济增长，过度追求GDP的增速，以致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纺织品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再就是，中国经济近30多年来都是稳步增长，前几年是高速增长，近年是稳定增长，去年的增长率为7.7％，经济总量为56万亿美元，全国人均收入18311元，约合6700美元，比增8.1％，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大幅度提高，但也不可否认，环境污染急剧加剧。 但由于分配体制的弊病、部分人的灰色收入的存在，以致造成民众收入水平高低悬殊，差距越拉越大。全国城乡有两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物价的上涨，以致他们入不敷出；不到20％的人却拥有80％以上的社会财富，他们往往会一掷千金、灯红酒绿、花天酒地。 我国现存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明显失衡的问题体现在： 第一、产业结构的失衡。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导致了资源、能源的高消耗，温室气体的高排放，对环境造成了高污染。 第二、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调。在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下，外需高速增长、内需萎缩；而在内需中，又主要是依靠投资，造成了消费萎缩。就一个大的经济体制来讲，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诱发很多问题，比如说外部条件变化，一旦外部消费没法提供，经济就发展就会很困难。 支撑这种生产模式的生产要素有四个方面：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管理和技术创新。高资本投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技术创新不足，都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必须要转型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被动式的了。在金融危机之后，出口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时有发生。欧美市场吸纳中国制造产品的能力下降了，出口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所以经济必须转向内需，这是被动式的。 第三，投资消费比重失调严重影响经济的内生动力。投资和消费的问题方面，经济的重工业化必然是投资高涨，消费受到挤压。从储蓄率来看，在政府、企业、居民当中，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增长得远比居民的储蓄率要快，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呈上升的态势，居民的储蓄呈下降的态势，这是高投资的来源，高储蓄才有高投资，高出口。 第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消费倾向降低。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直接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第五，人口红利将逐渐丧失，但每年依然有近千万人的登记失业人数，就业压力依然存在，这给决策机构带来解决问题的挑战。 第六，经济产业结构的失衡，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的发展，因此来说，对于这些结构失衡就必须扭转。 经济转型的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很难逾越重工业化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经济重工业化，“三高一资”产业处于主导地位，这个发展阶段所具备的特性我们难以避免。但是，中国的特点是，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城市化和市场化程度发展不足，服务业严重滞后，重工业化比重畸高。 第二点、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就存在，在内需中，投资的比重过高，消费的比重过低，而且消费比重处于一个持续下降的地位，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内外需的关系上，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过度地依赖外需，这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而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很难再现危机之前出口高速增长的情景，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加强国内制度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出口部门的产品转向内需。 第三点、政策上的问题。我国一直以来鼓励出口，鼓励加工制造业。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提高了从业者的收入，但也有很多负面效应。我们国家对出口部门的鼓励实际上是建立在比较低的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上，出现了为了出口而出口的现象，客观上就造成了政府鼓励经济结构畸形化的结果。 对此，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发展，该如何控制好通货膨胀及其预期。 先分析通货膨胀的类型，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还有就是混合型，对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宏观紧缩政策是有效的，而对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与国际输入型的通胀，紧缩政策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所以，政府要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而不应仅仅依赖单纯的宏观紧缩政策。“一刀切”的紧缩政策。在应对混合型的通胀预期，尤其是在应对成本推动型和国际输入型通胀时，不仅不利于稳定物价水平，还有可能减缓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即导致“滞胀”。 应对通货膨胀，尤其要预防“滞胀”的发生，不能单独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第一，有必要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转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我国通过采取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利率政策以及调控信贷规模等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来应对通货膨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局限性也很大。货币政策的结构化，会更加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第二，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从紧的货币政策，要分阶段推进，避免急转弯，要防止“硬着陆”，减少对经济局势的冲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采用“松紧搭配”的方式可能更加有效。 通货膨胀预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很有可能使通货膨胀成为现实。在这种形势下，稳定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就显得至关重要。政府近期的对策是采取结构性措施，增加市场上短缺商品的供给。供给的增加是稳定物价的迫切措施。当某些原材料和消费品国内产量短时期内无法增加更多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储备进口一些国内短缺的商品。只要供给增加了，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通货膨胀预期就会趋于稳定。此外，政府采取打击商品炒作行为的措施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抑制非正常的需求和有序地增加供给应当双管齐下，而且有序地增加供给相对更加重要。 但在现实情形中，控制通货膨胀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抑制物价上涨的同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作为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难以单独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有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密切配合，调控政策“适”字当头。 首先，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要从反经济周期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100亿建设国债项目重点向三农倾斜，向社会发展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 其次，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功能转型，货币政策作用相应上升、重要性加强，财政政策将不再担纲宏观调控主力。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导地位转换的背景下，为保证新一轮经济平稳增长，央行应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采取预调和微调办法，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增幅，保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通过货币政策窗口指导，控制投资过快行业的信贷规模，及时传达货币信贷政策意图，引导社会投资预期；必要时，小幅上调贷款利率，抑制投资过快增长。 第三，积极发挥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的作用，努力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增加有效供给。一是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强化对土地使用的审批和监督。二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粮油播种面积。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粮油供求。三是大力加强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项目建设应适度超前。四是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步伐，投资权直接下放给企业，加强市场机制引导投资的作用；五是国家要通过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措施，调控企业投资方向，稳定经济增长；六是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和小微企业，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内生动力。 第四，我国在加速向着工业化强国迈进的步伐，环境污染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问题，与此同时，也在提示开展环境保护运动的必要性，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单从遏制环境恶化，制止大气环境、水环境恶化的角度来说，就应该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当然，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还必须提高人们的保护环境的意识，加大资金投入，搞好技术升级，拓展和研发替代能源，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发电，提高单位产量的能源利用率。 第五，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过于悬殊时，则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经济上，贫富分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富裕者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同时，贫困群体的扩大则直接制约社会消费需求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那些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的人会感到被社会所遗弃而失望，因而容易产生对立情绪，激化各种矛盾，危及社会稳定。贫富分化既影响效率的提高，又产生社会的不稳定，其破坏性显而易见。因此，要出台有效措施，抑制分配领域的差距，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变金字塔结构为橄榄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是关键。中国经济要在转型升级方面取得质的飞跃，关键在于用改革的办法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主体自主产生转型升级的需求和动力，因此，要在要素市场、财税、科技、投融资、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关键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近年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但是更要看到，下一步改革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利益格局，明年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由易到难，逐步推进，还要进行垄断行业改革、税赋制度改革、薪酬制度改革，以及深化企业制度改革，要抓紧细化、逐条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强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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