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正统性
晋是承袭魏而有天下的，当然要尊奉曹魏为正统。陈寿能把这段历史称之为“三国”，等于承认了有三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已经是承担了很大政治风险的。作为一个学者，陈寿可以说很了不起的。
陈寿的《三国志》，是很客观公正的。比方说，按照传统的修史方式，他的这本书，应该叫做《魏书》，因为此前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后汉之后，就是魏。不管后世怎么评价，魏文帝曹丕的皇帝位，至少在形式上是汉献帝禅让的。因此从传统纪年的角度讲，魏是承接了汉的，晋又从魏沿袭而来。没有魏，就没有晋。这个不可否认，何况陈寿还是晋臣。但是，他却把书名叫《三国志》，实际上承认了有三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承认曹丕、刘备、孙权都是皇帝。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也说明他并没有偏袒谁。这是一个学者的立场。我们现在有“三国”这个词，有《三国演义》和那么多“三国戏”，真是应该感谢陈寿。
无论如何，曹魏的正统地位不可动摇（哪怕是形式上的），而曹操作为曹魏的实际开创者，自然要占据“帝王本纪”的第一位。所以《三国志》第一篇就是《武帝纪》。
2、曹操最具有代表性。
三国历史的戏据性，使它成为文学艺术家垂青的对象。在民间，它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知道刘备的，肯定比知道刘秀的多；知道曹操的，也肯定要超过知道王莽的。这不能不归功于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影响。文学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是超过史学著作的，文学艺术作品又是需要想象和虚构的。充满想象和虚构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史为据，为线索、为题材，虚虚实实，半真半假，更为这段原本就扑朔迷离的历史平添了许多暧昧。
实际上，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种面目，三种形象。一种是正史上记载的面目，我们称之为“历史形象”。这是史学家主张的样子。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历史形象”不等于“历史真相”。历史有没有“真相”？有。能不能弄清楚？难。至少，弄清楚三国的历史真相，很难。因为我们已经找不到当时的原始档案，也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亲口问上一问。就算能问，他们也未必肯说实话。这就只能依靠历史上的记载，而且主要是“正史”。但即便是“正史”， 也有靠不住的地方，靠不住的时候。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就多次提到《三国志》、《后汉书》等等记载未必可靠。何况刘备的那个蜀汉，还没有官修史书。《三国志》中有关记载，竟是“耳闻目见”加“道听途说”。这样一来，我们又只能寄希望于历史学家的考证。然而历史学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蜀汉政权“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一事，就被唐代史学家刘知畿认为是诬蔑不实之词，谓之“厚诬诸葛”。这可真是越来越说不清。因此，我们只能把“历史形象”定位为史书上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主张的形象。而且还得说清楚，即便这个形象，也并非只有一种，也是有争议的。
于是我们发现，历史距离我们，有时候竟是那样的遥远！三国这段历史，其实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
而这其中，那个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最复杂，分歧最多，争论最大的人，就是曹操。
讲三国，先得讲曹操。“三国”九十余年，首屈一指的人物，就是魏的实际开创者曹操。曹操是一个千百年来褒贬不一、终难盖棺定论的人物。对他的说法评论之多，意见分歧之大，世所罕见，其民间形象则更是不堪。那么，作为一个人，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究竟是怎样的呢?
曹操在历史上的形象不算太好，客气的说法是“奸雄”，不客气的就是“奸臣”，甚至“奸贼”。但鲁迅先生说他是英雄。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这就有了三种评论，也有了三个形象：英雄、奸雄、奸贼。那么，哪一种评价最准确？
这就要弄清楚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并不容易。鲁迅先生说，读《三国演义》，看三国戏，“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靠得住的，当然还是史书。但先生又说：“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曹魏，恰恰就是年代很短的，所以曹操“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
曹操，他可能是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他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奸诈狡猾，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看来，曹操好像有几张脸，但又都长在他身上，一点都不矛盾，这真是一个奇迹。
实际上，曹操是真实的，也是本色的。包括他的奸诈、狡猾、残忍、暴虐，都表现得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诚而坦然。这实在是一种“大气”。“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从这个角度看，曹操是英雄，而且是大英雄。不过，这个大英雄又是很奸诈的，因此也可以叫做“奸雄”，即“奸诈的英雄”， 是当之无愧的“三国第一人”。
3、陈寿实际上是暗中维护蜀汉的。
这在《三国志》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出来，比如“衣带诏”事件。
“衣带诏”后刘备开溜。刘备的人品变得可疑——你不是和董承歃血会盟，立券书名，赌咒发誓要消灭曹贼保卫皇上吗？怎么才见了根井绳，就像见了蛇一样溜之大吉了呢？到底是万岁爷的安危重要，还是你刘备的性命重要？你刘备不是拯救天下的大英雄吗？你应该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呀！至少，也应该留在许都观望一阵，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怎么能只顾自己逃命，置皇帝和董承等人的死活于不顾呢？
陈寿故意在暗中偏袒刘备。他用了一个曲笔：“会见使”。会，就是碰巧。碰巧曹操派刘备东征袁术，刘备只好离开许都。也就是说，刘备出京，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背信弃义，而是身不由己。
历史上的刘备东征袁术，应该是刘备主动请缨，曹操批准的。证据则在《三国志•董昭传》和《三国志•程昱传》。据此两传，曹操派遣刘备到徐州截击袁术后，董昭曾经前去劝阻，说 “备勇而志大，关羽、张飞为之羽翼，恐备之心未可得论也”。曹操的回答是“吾已许之矣”。程昱也和郭嘉一起去找曹操，说：“公前日不图备，昱等诚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曹操的反应是“悔，追之不及”。也就是说，刘备是主动要求到徐州去截击袁术的，而且还向曹操借了兵。这事曹操开始时并没有太在意。董昭去说的时候，曹操还说“我已经答应他了，不好反悔”（“许之”二字正好证明是刘备主动请缨）。直到程昱和郭嘉指出，借兵就是刘备有异心的表现，曹操才恍然大悟，但已追悔莫及。果然，刘备到了徐州以后，便杀了驻守徐州的车胄，公开反叛曹操。
诸如此类的甚多，不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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