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是美国的一个大选年。这次大选进行得十分激烈，最后民主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经众议院投票，以一票多数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而即将卸任的总统、联邦党人亚当斯为削弱对方势力，在下台前把许多本党人士紧急塞进了政府和法院。当时任命这些官员仓促而草率，在历史上留下了“星夜受命人”的典故。1801年初，杰斐逊上台后，也毫不含糊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立即按“政治上可接受性”的标准撤换了大批联邦党官员，代之以新执政党的人士。
由此开启“政党分赃制”先河，使之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美国政治录用的基本方式，其他西方国家历史也曾有类似的情况。 首先，它大大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由于党派纷争、轮流执政，政府官员和其他公务人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无法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由于流动性很大，官员们无从积累经验，行政能力普遍低下。
“政党分赃制”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弊端就是导致权力腐败。在两党制“轮流坐庄”的政治格局下，执政党一上台便尽力利用掌握的权力攫取资源，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在“政党分赃制”之下，不仅执政党要谋一党之私，各级官员个人的腐败更是变本加厉。“政党分赃制”下面政治录用的标准基本上是单纯政治性的，只看对象是否效忠本党，特别是看他们在竞选中是否做出过“贡献”。因此，政治录用实际上演化为相当直接的权钱交易，执政党对大选中的支持者、赞助人投桃报李，论功赏爵；这些人做官之后，便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加之任期有限，官员行为趋于短期化，腐败行为近乎掠夺。
两党政治下的“政党分赃制”造成了美国历史空前的腐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与南方叛军艰苦奋战的林肯总统的身边经常跟着一群“跑官要官”的“金主”。搞得这位伟大的总统不胜其烦、狼狈不堪，一次林肯总统忍无可忍指着办公室外成群的求职政客愤愤地说:“分赃制对共和国的危险可以比叛乱还大。” 美国的第十八任总统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是南北战争中的“常胜将军”。南北战争结束后，他以保卫联邦的胜利者的身份当选了美国总统。但格兰特在美国历史上却声誉不佳，其重要原因就是格兰特当政时期腐败肆虐。当时的人们说：格兰特政府把美国的税务部门变成了本党竞选的“加油站”。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政党政治以及“政党分赃制”造成的腐败逐步威胁到了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威胁到了整个国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1880年的大选中，也就是在“政党分赃制”实行了80年后，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詹姆斯·加菲尔德立志废止“政党分赃制”。加菲尔德的名言是：“政党分赃制”下的政客就像拦路抢劫的强盗，只不过政客掏出的不是手枪而是求职书。其实，在这种肮脏的体制下，有时政客和强盗甚至连加菲尔德所说的这一点区别也没有。加菲尔德如愿以偿地当上总统还没几天，还没来得及废除臭名昭著的“政党分赃制”，便被一个怀恨在心的求职未遂者开枪刺杀。当时美国舆论认为是“政党分赃制”谋杀了总统。
加菲尔德之死，拉开了历史的帷幕。在此后不久，一种新型的近代官僚政治便登上了政治历史的舞台。1883年，也就是“政党分赃制”的殉难者加菲尔德总统遇刺两年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乔治·彭德尔顿参议员提出的“文官制度法”，史称“彭德尔顿法案”。该法案规定：建立一个不受党派控制的文官委员会负责对联邦文官实行统一管理；对部分官职实行竞争性考试，择优录用；禁止文官(公务员)参加党派活动或利用官职分配作为竞选者的政治资本；规定实行文官职业保险和建立统一的文官体系。“彭德尔顿法案”奠定了西方官僚政治的法律基础。在实行“彭德尔顿法案”，废止“政党分赃制”后，美国政治中的腐败现象得到了逐步的扭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