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复社”领袖的张溥，其书议论时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针对阉党专政，他收录在《七录斋集》中的《五人墓碑记》，为一时人们传诵的佳作。《五人墓碑记》写于魏忠贤阉党垮台的第二年崇祯元年（1628）。它的中心内容是表彰在这次反对阉党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颜佩韦等五个民间英雄，歌颂他们敢于斗争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间接地批判了那些没有骨气，碌碌无为的士大夫，从而说明两种不同的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文章的结构严谨，井然有序。先概述五人墓建立的经过，然后以富贵之死而无闻作衬垫，从对比中提出问题；再正面叙述当时反对阉党斗争和颜佩韦等就义的经过，说明“五人■■”的原因。
又以缙绅衬垫，极力表彰五人的的功绩，并就五人之死引出议论：一是以阉党的无耻偷生和反阉党者的光荣而死作比较，一是以五人自己作比较，证明人的死生有无意义，关系至为重大；最后补记为五人请求建墓的三个人姓名，并表示称赞。作者在记叙过程中，结合了抒情和议论，并紧紧围绕“义”字而展开。文章所记叙的五位市民首领为抗暴而献身之“义举”，作者所议论的义举的重大意义则是“义理”，由此而写的对五位义士的敬仰和赞颂可视为“义情”，三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回肠荡气，一唱三叹，给人以极为深刻的感受。
在这篇散文中，作者集中表现了他的立场观点，是当时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东林党人的反阉党斗争的真实写照。阉党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成为苏州市民暴动的导火线。苏州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工商工业城市，是明王朝搜刮财富的重点地区，阶级斗争很激烈。其中表现为群众和宦官的斗争，就有好几次。这次由颜佩韦等领导的反对阉党的市民暴动，实际是前几次斗争的继续和发展。颜佩韦等属于下层市民，而当时参加暴动的市民有数万之众，这说明这次斗争的性质，已远远超出了统治阶级内部党争的范围，带有萌芽状态的民主运动，当然，由于作者的阶级历史局限性，并不理解这次市民暴动的深刻意义，但是，他至少认识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集中歌颂了五位市民首领“激于义而死”的英雄气概，抨击了阉党的官僚士大夫的卑劣行径。
关心时政确是张溥为文为人的特点，由《五人墓碑记》可窥见一斑，但也正是由于他太关心时政，而不容于世，包括他的代表作《七录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