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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录斋集》
《七录斋集》，诗文集，明张溥撰。此书于崇祯年间刻成，有六卷本与七卷本行世。
此集之所以命名《七录斋集》是有一段典故的。张溥的父亲有十个孩子，溥为婢子所生，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不被宗党所重，就连仆人们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一次，伯父的家人无端制造事端在溥的父亲面前诬陷他，他听说了这事，又羞又愤，当时咬破手指，在墙壁写上“不报此仇，就不是人养”几个大字。那个仆人听说后，仍然讥笑张溥，说“塌蒲屡儿（庶出）能有什么作为呢？”。张溥受到很大的刺激，遂发愤读书，每读一本书，必亲自手抄，抄好了背诵后就烧掉，然后又抄，如此反复七遍才罢手。因此他读书的地方叫做“七录斋”，诗文集也称作《七录斋集》。
张溥字天如，太仓（今属江苏）人（1602——1641）崇祯四年中进士，后改庶吉士，与同里张采齐名，号称“娄东二张。”张溥的其他著作有《春秋三书》三十二卷、《历代史论二编》十卷，《诗经注疏大全合篆》三十四卷。此外，张溥还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为《宋史纪事本末》及《元史记事本末》补撰论正。
张溥青年时代，正值魏忠贤阉党专政，勾结客氏，擅作威福，排斥异己，趋附他们的也都是一群势利小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相继爆发，又加上后金不断进攻威胁，朝廷内外交困。当时，主张改良政治反对阉党弄权的，主要是以东林党人为核心的正派官僚士大夫。这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但是东林党人的斗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市民阶层和知识界的同情与支持。张溥满怀忧国忧民的强烈愿望继承东林党人的传统，广纳社会上崇尚气节、不满阉党专权的有识之士，重视发现和推举有学识，有操守的学者，组织“复社”。“复社”以复兴古学为名而结社，表面上以文会友，实是评议时政，并与贵族大官僚斗争的政治集团，以复兴古学为号召，力图挽救明王朝的危机。
参加复社的成员大部分是年轻士子，心地单纯，年轻气盛，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他们从不趋炎附势，只承认世间“公理”，所以朝廷发生了什么事，制定什么政策，都要切磋评议一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世称“清议”。虽是“清议”，影响却并不小，据说魏忠贤的余孽阮大铖就因被他们的议论赶跑到南京城门外的牛首山，再也不敢出头露面了。“复社”在当时影响之大可以想象。据《七录斋集·同表序》描述复社活动的盛况“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无有不知复社者”。由于“复社”的影响，张溥声望极高，朱彝尊说他“一言以为月旦”（《明清综》）。“月旦”就是品评人物，就是说，人物是好与坏，只要他一句话说了算。《明史》也称“其所品题甲乙，颇为荣辱”。但也正因为他的名声太大，遭到执政大僚的忌恨，张溥被诬为“倡复社，乱天下。”里人陆文声要求入“复社”被拒，因向朝廷告发，严迫不已，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张溥已死，而案犹未结。
在文学上，张溥提出“兴复古学”的主张但是他认为“居今之世”，必须“为今之言”，“各为有用”，他关心国家的危亡和民生的疾苦，在参与斗争实践中，逐渐改变了复古派的作风，写出具有时代精神，艺术上有独特成就的作品，《七录斋集》就之其代表作之一。
作为“复社”领袖的张溥，其书议论时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针对阉党专政，他收录在《七录斋集》中的《五人墓碑记》，为一时人们传诵的佳作。《五人墓碑记》写于魏忠贤阉党垮台的第二年崇祯元年（1628）。它的中心内容是表彰在这次反对阉党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颜佩韦等五个民间英雄，歌颂他们敢于斗争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间接地批判了那些没有骨气，碌碌无为的士大夫，从而说明两种不同的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文章的结构严谨，井然有序。先概述五人墓建立的经过，然后以富贵之死而无闻作衬垫，从对比中提出问题；再正面叙述当时反对阉党斗争和颜佩韦等就义的经过，说明“五人■■”的原因。
又以缙绅衬垫，极力表彰五人的的功绩，并就五人之死引出议论：一是以阉党的无耻偷生和反阉党者的光荣而死作比较，一是以五人自己作比较，证明人的死生有无意义，关系至为重大；最后补记为五人请求建墓的三个人姓名，并表示称赞。作者在记叙过程中，结合了抒情和议论，并紧紧围绕“义”字而展开。文章所记叙的五位市民首领为抗暴而献身之“义举”，作者所议论的义举的重大意义则是“义理”，由此而写的对五位义士的敬仰和赞颂可视为“义情”，三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回肠荡气，一唱三叹，给人以极为深刻的感受。
在这篇散文中，作者集中表现了他的立场观点，是当时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东林党人的反阉党斗争的真实写照。阉党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成为苏州市民暴动的导火线。苏州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工商工业城市，是明王朝搜刮财富的重点地区，阶级斗争很激烈。其中表现为群众和宦官的斗争，就有好几次。这次由颜佩韦等领导的反对阉党的市民暴动，实际是前几次斗争的继续和发展。颜佩韦等属于下层市民，而当时参加暴动的市民有数万之众，这说明这次斗争的性质，已远远超出了统治阶级内部党争的范围，带有萌芽状态的民主运动，当然，由于作者的阶级历史局限性，并不理解这次市民暴动的深刻意义，但是，他至少认识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集中歌颂了五位市民首领“激于义而死”的英雄气概，抨击了阉党的官僚士大夫的卑劣行径。
关心时政确是张溥为文为人的特点，由《五人墓碑记》可窥见一斑，但也正是由于他太关心时政，而不容于世，包括他的代表作《七录斋集》。
《七录斋集》被禁最直接的原因是其中的一篇《女直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有感于后金的威胁，因而对朝廷的对外政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溥认为，努尔哈赤之所以今天成为中国的祸患。主要是由于杀其父罪名不当而授予努尔哈赤本人官爵太重。为什么作者这样认为呢？努尔哈赤祖父教场与父亲，他先有协助袭取阿台的功绩，但最后却把他们一同杀于图伦城下，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而恰恰这件事为努尔哈赤侵略中国提供了口头。努尔哈赤是他先的遗孤，“怜其国绝而封之”，让他继承父亲的职位，这也就足够了，但是，朝廷却授于他官爵太重，赏他龙虎将军这样的尊官，并且让他号召东方，兼有诸部，这是重大的失策。另一方面，边镇大臣在处理边境事务中也有不妥之处。
他们往往欺软怕硬，杀那些柔顺的无力反抗他们的无罪的人去邀功清赏；而对陆梁之党，强悍之徒则避之不及反而极力讨好他们，尽量向朝廷隐瞒事实真相，以逃避罪责。象陈钺不能抚散赤哈而屠僧格十八族，朱永不能击伏当加而诛贡使哈速等五人，窜郎秃等七十余人，都是这种情况。而恰恰这种情况，教给了努尔哈赤很多东西，同时也助长了他侵略中国的野心。同时，更有一些大臣不知自重，他们贪图对方的贿赂。利欲熏心，在金钱面前丢掉了道义廉耻，忘掉了国家的根本大计，结果，边防之臣也效法他。金人也恰好摸透了这点，巧妙地利用它，努尔哈赤甚至不惜拿自己的女儿作交易。终于，中国丧失了大片土地，弄得不可收拾。
显而易见，作者的上述议论是有感于当时朝廷的对外政策以及边镇大臣的所作所为而引发的一番感慨，是对当时时政的一种批评，是他的“为今之言”，并没有对努尔哈赤或后金作出什么妄讥之语，但是，因为文中内容牵涉到后金及清太祖努尔哈赤本人。在文字狱肆虐的时代，当然不能幸免，清乾隆时被禁。
开放分类：
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禁书、诗文集
贡献者：
mole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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