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可以分为整体地理环境和中心地理环境。前者指文明整体能力所及的极限地理范围，后者指文明主体的主要活动区域。从这两个角度分别进行比较，将有助于解释希腊和中国文明侧重于陆地或是海洋发展的原因。
正文
中国与希腊文明是东西方文明的源头，对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进行比较，有助于理解两个文明在发展中所出现的差异。自中国人近代接触西方文明以来，对于中西文明是如何受到地理环境影响的，一直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在中国，严复、梁启超、邓实和章太炎等人是最早一批将地理环境与文明特性联系在一起的人。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杜亚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将中西文化的差异归于种族与地理之差异。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西比较文化热的兴起，又出现了所谓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对立的论调。随着21世纪文明比较热的再度兴起[3]，可以预见，地理环境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将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学界对二者地理环境的比较来看，在以下两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第一，如何建立可比性。希腊的狭小与中国的广袤在地域上难成比例。中国文明如何从整体上与希腊进行文明起源地理环境上的比较，目前仍缺乏一个适当的比较尺度。第二，如何避免海洋与陆地、蓝色与黄色等二元对立的地理环境比较观。虽然希腊文明受地中海、中国文明受黄河中下游的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影响之深毋庸置疑，但过分强调就变成了命定论，同时也忽视了中国的海洋、希腊的陆地在二者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基于以上两点，本文试图建立一种比较尺度来对希腊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做出比较，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在地理学中，环境可分为人类环境和地理环境两种。前者是指随人类社会和技术进步而能达到的范围，而后者则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受此启发，笔者认为，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亦可分为两种，一是把文明整体能力所及的地理极限范围内的所有地区都考虑在内的“文明整体地理环境”，二是仅仅考虑文明主体主要活动区域的“文明中心地理环境”。前者随着文明主体能力的进与退，其范围和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可以作为文明兴衰的标志；后者却是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是它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和基础。显见，前者包容后者，后者是前者的中心。所以对于这两者的研究，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实际上，这两种尺度在学者们研究中国和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时，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加以使用。在谈到希腊文明的时候，学者们既不能忽视希腊半岛本土的地理状况(文明中心地理环境)，也不能忽视它所处的地中海环境(文明整体地理环境)。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时候，既要考虑中国早期文明中心的主要活动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又要考虑其他文明区系影响所及的东亚大陆和环渤海圈。
地理环境对希腊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
综合上述来看，希腊和中国文明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某些特点是与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吻合的。
就希腊文明而言，它所受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一、在整体地理环境内，希腊居民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了地中海的周边，而没有深入到陆地内部。内陆居民和沿海居民不存在频繁的交流，形成了一个个分散的、与母邦相独立的殖民点。二、在希腊的中心地理环境，爱琴低地带则形成了以畜牧、园艺(橄榄、葡萄)来弥补种植业不足的农业特色，且以个体家庭生产为主，而地中海的整体地理环境特点(同一的气候、便利的海上交通、碎化的土地)使这一特色在后续希腊殖民发展中得到延续。三、地中海及希腊半岛并没有为希腊人提供过多的适宜农业发展的土地。对土地需求比较大，争夺比较的激烈。而地中海便利的航行条件有利于希腊人沿着海岸线寻找土地。地中海周边同质的气候也促进了此点的发生。四、希腊本岛的中心地理环境与地中海以内的其他地区相比(埃及、小亚细亚等)，无压倒性的优势。
就中国文明而言，它所受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一、整体地理环境内，中国文明曾存在沿海岸线(环渤海)发展、向内陆发展(黄河中下游)两个大方向。内陆适宜农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的丰富及海上航行条件的恶劣，使得中国文明最终选择面向内陆发展。二、中国文明的中心地理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丰富土地资源使因农业发展而需求土地的文明交汇此处，并不断碰撞、冲突、交流，最终融为一体，形成了以宗族为组织进行大规模协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整体地理环境内大量可开发的土地又保证这种特色的延续。三、以中原为中心的核心区不但土地资源丰富、而且与其他文明区交通便利、交往频繁，从而促进了多源文明相互之间的交融。四、中心地理环境以内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超越了整体地理环境以内的其他地区。
在文明起源早期，生产力的低下导致了地理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加大，地理环境从长时段上对于中国文明从多源走向一元、希腊文明城邦林立未能统一的历史局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中国与希腊文明发展路向不同，但却都是两个文明在地理环境制约下由“现实的人”探索到的最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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