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由于
自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商品经济逐渐发达，交通往来、信息传播开始日益便捷。新型学校的诞生不仅打破了宗族界限，使不同宗族的子弟得以坐在一间教室里接受同一位老师的教育，而且传播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淡化了宗族观念。人们因为灾荒、战乱、务工、经商、就学、从军等因素而流徙，特别是向城市集中的现象日益频繁，分家析产更为普遍。
人际关系更多地受到商品交换、科学文化以及民主平等意识的影响，传统的宗族格局受到严峻挑战。
第二，自主婚姻、家庭关系平等的观念，逐渐为比较多的人所接受。特别是城市的工商、知识阶层和青年人，较多地接受了西方影响，追求个人自由与幸福，对婚姻、家庭、继承制度逐渐形成比较开通的意识。传统宗族制度下的包办、买卖和等级婚姻，以及家长专权制度有所动摇，祖宗不再像过去那样神秘莫测、那样受到顶礼膜拜，“无后”也不一定被认为是罪过，“嗣继祖妣”的宗祧继承制度不再是宗族利益的唯一出发点。
第三，有一些宗族本身采取了某些新潮的形式，如宗族组织使用理事会的模式，家法族规被称作契约、规章，并注入若干近代民主的因素，以及适应形势要求(如爱国爱家，禁止加入洋教、禁止吸食鸦片等)的色彩，呈现出与传统宗族某些不同的形式。原有的
宗子、族长的角色在淡化。
第四，近代各个时期的政权，通过立法活动，对宗族制度逐步加以抑制。清末修订的民律草案，揭开了中国亲属、继承制度
近代化的序幕。经过南京临时政府和
北洋政府时期，到
国民党统治时
期制定公布了《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与继承编，法律上标榜男女平等，剔除了宗祧继承等内容，基本完成了亲属、继承制度的近代化，标志着宗族制度全面走向衰落
第五，在宗族衰微的趋势下，为了加强日趋流散的族人间的感情与相互联系、保护与合作，挽救宗族发展的不利态势，近代有些地区的民间对宗族发展的人为干预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