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1865年3月3日的汇丰银行（HSBC），正面临其成立以来在和平时期的重大风险之一。它因为涉及美国政府打压华为，而成为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棋子。
汇丰银行与中国的渊源颇深，其英文名称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显示了与香港和上海的紧密关系。汇丰最初的中文名称是“香港上海汇理银行”，1881年改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据称，“汇丰”二字是由华人买办古应春在测算过笔划吉凶之后建议的，取其“汇款充裕”之意。20世纪初，汇丰已成为远东地区第一大银行，由汇丰经手买卖的外汇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60%-70%。从晚清至民国，汇丰上海是中国政府偿还外债和赔款的主要经收机关、代总税务司收存保管中国内债基金、收存中国关税的主要银行。1915年上海所有中外金融业的库存金银合计8099万两，其中华商银行和钱庄占17.3%，其他9家外国银行占44.3%，汇丰一家即占38.4%。从成立到
抗日战争，上海一直是汇丰在全球最为重要的市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汇丰在中国大陆的分行相继关闭，只有在上海分行继续运作，是少数在中国大陆未中断业务的外资银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于2007年4月2日正式开业，总行设于中国上海。至2014年，汇丰中国共有135个网点，29家分行设于北京、上海、广州等29个城市。目前，汇丰近170家网点覆盖57个城市，其中约三分之一位于广东，是唯一一家在广东全部
地级市设有网点的外资银行。目前，汇丰是内地规模最大、网点最多的外资银行。
不过，与中国市场渊源极深的汇丰银行，现在却深陷与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之中，其配合美国打压华为就是一个焦点。
今年5月28日，加拿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裁定
孟晚舟案的本质是“欺诈罪”。7月24日上午，该法院公开了孟晚舟引渡案下一阶段庭审的证据材料。从公开证据看，汇丰银行有参与构陷、“做局”的嫌疑，它提供了关于华为在伊朗业务的材料作为证据，换取了美国对汇丰违规的赦免。
在美国向加拿大法院提交的《案件起诉记录》中，一个关键证据是华为CFO孟晚舟对汇丰“隐瞒”了华为与香港星通技术有限公司（“香港星通”，即Skycom）的关系，“误导”汇丰继续向华为提供银行服务，导致汇丰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制裁法案。这意味着，孟晚舟对汇丰构成了“欺诈”。此案的“唯一关键证据”是孟晚舟交给汇丰的一份PPT文件，包括PPT全文以及汇丰与华为的业务邮件记录。不过，在自称不清楚华为与Skycom的关系这个关键点上，汇丰撒了谎。从华为发给汇丰的香港星通2009/2010财报可知，汇丰完全了解Skycom在伊朗的业务情况。汇丰声称，只有“初级”员工清楚华为与香港星通的关系，但这些“初级”员工没有将相关信息传递给“高级”管理者，导致汇丰高管只能依赖孟晚舟提供的PPT判断风险。
这一说法显然站不住脚。2012年12月，汇丰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规定，与美国司法部签署《延期起诉协议》。汇丰向美国司法部保证，针对全集团客户开展审视和清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汇丰仍然未能识别华为和香港星通的关系，显然不合逻辑。2013年2月，香港星通关闭了汇丰账户，华为与汇丰关于伊朗业务的合作到此结束。但在此之后，汇丰仍要求与华为进行“沟通”。2013年8月，孟晚舟应邀与汇丰高管会面，陈述了华为在伊朗的业务情况，所提供的PPT被汇丰转交给美国方面，成为美国打击华为的关键证据。
汇丰配合美国打击华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益——通过举证孟晚舟来换取美国对汇丰的赦免。2012年，美国政府就严重洗钱和资助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指控汇丰，汇丰为此支付了19.2亿美元罚金，并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为期5年（2012-2017）的《延期起诉协议》。汇丰同意“在任何调查中配合美国司法部”，如果未能履行相关要求，美国司法部有权撤回该协议，并向汇丰提出刑事指控。
2016年9月，美国司法部就是否撤回《延期起诉协议》以及是否以刑事罪名起诉汇丰进行讨论。同年底，汇丰开始秘密对华为账户进行调查。据路透社当时的报道，汇丰“配合”向美国提交对华为的调查结果，“凑巧”就在汇丰与美国司法部协议到期前。路透社的报道明确指出：汇丰在2016年底到2017年开始“配合”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发起的调查，是为了换取美国司法部对汇丰银行的宽恕，因为汇丰本身还涉及其他违反美国制裁禁令的案件。
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2月到7月，汇丰积极配合美国对华为的调查，主动向美国司法部至少做了4次陈述，内部上千人被美国司法部约谈。2017年12月，尽管美国司法部合规监管员认为“汇丰的合规仍有很大缺陷”，但美国检方却“出人意料”地撤销了对汇丰的全部刑事指控，并结束了对汇丰的监管。从时间线和事件线来看，自2013年约见孟晚舟，到2016年内部启动对华为的调查，直到2017年8月终止与华为合作……汇丰通过一系列操作，在保留华为这个大客户的同时，通过向美国提供华为的证据，换取了美国撤回对其的指控。
从一般的商业逻辑来看，一家追逐利益的全球性金融机构在主观上不应该去“构陷”自己的大客户。但汇丰的现实情况是，它因为一系列违规事件被美国政府拿住了“把柄”，不得不配合美国司法部对华为进行调查，来换取美国政府“放汇丰一马”。站在美国立场上，需要汇丰银行扮演“污点证人”。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在全球调查和打压华为，早已不是商业利益或违背制裁禁令，而是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并对中国进行长期遏制的一场特殊“战斗”。换句话说，打压华为是美国针对中国地缘政治行动的一部分，而汇丰银行已经深深卷入其中。
面对中国媒体指责其“构陷”华为，汇丰在该行（中国）的微信账户上发布声明称，它没有参与美国司法部调查华为的决定，“华为事件发展的背景清楚地表明，美国对华为的调查并非是由汇丰银行触发的”，“汇丰银行对华为没有恶意，也没有‘陷害’华为”。声明还称，“为响应美国司法部的信息要求，汇丰仅提供了事实信息。汇丰银行没有‘捏造’证据或‘隐瞒’事实，也不会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歪曲事实或损害任何客户。”
不过，汇丰的声明回避了重点。美国司法部发起对华为的调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汇丰解释。汇丰在此事中的角色、动机和利益交换才是重点，汇丰的积极配合对于美国司法部实施打击华为的行动，并以此为理由借加拿大之手逮捕孟晚舟，无疑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
在这个敏感时点，深圳银保监局于7月24日公布了一份批复——同意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关闭深圳龙岗支行（巧合的是，
华为公司总部正好也在龙岗）。市场高度关注的是，汇丰银行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它在中国市场会受到什么影响？对此，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有如下个人判断：
第一，汇丰银行难以离开中国市场。与其他西方金融机构不同，汇丰控股的注册地虽在伦敦，但其“历史和文化注册地”却在中国香港，其市场深深根植于中国市场（包括香港和内地）。据汇丰年报，2019年汇丰银行经调整的收入为554亿美元，经调整的税前利润为222亿美元。在亚洲市场，经调整的收入为305亿美元（占全球收入55%）；税前调整后利润达186亿美元（总利润占比83.8%）。其中，香港市场调整后的税前利润为121亿美元（总利润占比54.5%）。汇丰2020年一季报显示，一季度集团106.6亿美元的总营收中，香港地区贡献了46.1亿美元，占40%；在32.3亿美元税前利润中，香港占28.5亿美元，占比高达88.2%。
第二，汇丰银行将难以摆脱中美博弈“磨心”的地位。香港已经成为美国与中国博弈的“磨心”，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前哨”阵地。以香港为根的汇丰银行难以摆脱这种处境。同时，由于市场利益所在，汇丰银行很难做出撤出中国市场的决定。在安邦智库（ANBOUND）对撤离中国外资的分类中，汇丰银行属于“撤离就倒”的一类。汇丰银行难以摆脱中美地缘政治博弈，尤其是在中国《
港区国安法》和美国《香港自治法案》实施后，两国将基于法律层面进行地缘政治博弈，汇丰在金融业是“巨无霸”，但在国际政治中则如一叶扁舟，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不能撤离中国市场，今后汇丰需要更多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而不能只考虑美国单方面的霸权和利益。
第三，汇丰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处境将有微妙变化。加拿大法院公布的最新证据，揭示了汇丰银行参与“构陷”孟晚舟、配合美国打压华为的事实。这迅速在中国国内舆论中激起了对汇丰的愤怒情绪，今后针对汇丰的攻击性言论肯定会增多。此外，汇丰协助美国充当“污点证人”的行为，将会影响其商业信誉和市场形象。今后一些与中国有重要关系的企业和个人客户，在选择银行时有可能会避开汇丰，避免成为汇丰向美国奉献的“祭品”。这对汇丰在内地和香港的市场将会负面影响。
第四，中国政府可能不会刻意打压汇丰银行。虽然汇丰银行在背后“捅”了华为一刀，但从更大的格局来考虑，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估计，中国政府不会因此而刻意打压汇丰银行。理由是：（1）汇丰银行对香港来说十分重要。未来香港需要维持繁荣，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香港诞生、与香港居民和企业有重大关系的汇丰银行是一个重要象征，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存在。（2）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有外资，不仅需要引进外资，也需要有外资的持续经营。汇丰银行是在中国网点最多的外资银行，在外资金融机构中具有代表性。（3）中国“制裁”外资银行需要基于法律，目前的立法现状难以溯及以往。中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于2018年出台，《港区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出台，这两项法律可能不会追溯汇丰过往的行为，但会对汇丰今后的行为形成法律约束。
汇丰银行参与美国打压华为一案，在中国将引发复杂的反响。从大局出发，中国政府应该不会刻意打击汇丰，法律上可能也不会溯及过往。不过，汇丰今后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汇丰未来的行为将受到中国法律的约束。说白了，协助“构陷”中国公司仅此一次，下不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