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确定墓葬的墓主为谁，我们需先能确定墓葬所处的大体时代——当然像出土文字表明墓主为谁且墓主还文献有载，那其所在墓葬的时代也就不言而自明。从定陶汉墓报导看，因该墓“随葬文物被盗一空”，也就使我们再也无法根据出土遗物这一长期以来进行墓葬断代的基本材料，进行其大体时代的判断。这样一来，对这座墓葬，我们即使要给其一个较明确的时代认识，可能都会有较大的困难。
首先，在发掘之后，这座墓葬中我们所能看到的，除了“被撬开的漆棺之外”就是“各墓室墓门门轴上还残存部分铜质构件”。而无论是“保存完整”的“墓葬结构”，还是这些残存的“铜质构件”，在历来的汉墓发掘中，还似乎从没有成为过进行墓葬断代的主要依据。
对我们来说，虽已发现了多座西汉的黄肠题凑墓葬，但不仅每座西汉黄肠题凑的结构都有不同，而且就是像已出土多座黄肠题凑墓的长沙、北京等地，其一地发现的有关黄肠题凑的格局之间也都有差异。与此同时，现有各黄肠题凑墓的所处时代和空间差异也都很大，我们似乎并不能从既有的黄肠题凑墓考古资料中，成功的总结出几条单从黄肠题凑外形和结构上，就可开展断代的规律性知识，然后拿它来给一座新发现的黄肠题凑进行准确定时。因此，特别是在定陶汉墓作为“我国目前所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好的‘黄肠题凑’墓葬”的情况下，其空前的黄肠题凑，很难成为据其它黄肠题凑墓葬时代进行时代判定的依据——虽在特定条件如地域性特征等等情况下，墓葬结构对判断墓葬时代确实有一定辅助意义。
当然，该墓的“门轴上还残存部分铜质构件”，自然也应被纳入该墓的断代依据之中。但就现有的汉墓分期而言，我们过去所建立并至今一直使用的，乃是在对陶器、钱币等遗物分期基础上形成的断代标尺。像门轴上铜质构件此等的金属遗物，似乎也还从未进入过既有的断代标尺。自然，这些残存的铜质构件，也就很难成为该墓断代的主要依据。
于是，从上述分析看，既然保持完好黄肠题凑的墓葬结构、残存的铜质构件都不能成为该墓的断代凭借，那在墓葬随葬品被盗一空情况下，要想给它一个具体的时代认识，在我看来应该相当困难。当然，上述这些问题也许早已被发掘者认识，并做出了墓葬为“西汉晚期”的判定，其自然有具体理由。不过，在发掘者将判定理由完整公布前，我自己还是不能贸然的对其信从无疑——在“从墓室结构初步判断”、“从墓葬所处地望并结合文献记载”这样简单阐释外，我们当然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判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