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宣元六王传》，在第一定陶国除国后大约25年，到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成帝将原来的山阳王刘康迁徙到济阴郡，封定陶王，“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为济阳王。八年，徙为山阳王。八年，徙定陶。”成帝阳朔二年左右（公元前23年），共王康去世。之后其子刘欣在次年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嗣位为王。但到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刘欣被奉为成帝太子，于第二年成帝去世后即位——即文献所载汉哀帝。即《汉书·诸侯王表》所载“阳朔三年，王欣嗣。十四年，绥和元年，为皇太子。”而在刘欣立太子后月余，成帝将楚孝王孙刘景封定陶王，三年后也就是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哀帝将刘景徙封为信都王，定陶国除国。《汉书·诸侯王表》讲“绥和元年十一月壬子，王景以孝王孙立为定陶王，奉恭王后。三年，建平二年，徙信都”。第二定陶国的持续时间约20年左右，其中共王刘康在位3年，哀帝刘欣在位14年，刘景则在位3年。目前，发掘者判定的墓主即为第二定陶国的首位诸侯王共王刘康。
按照汉代制度，天子一般是在即位后次年开始营建寿陵。由于目前我们并没有西汉诸侯王开始营建诸侯王陵时间的文件记载，因此只能大体按诸侯王制拟天子的情况推断，诸侯王陵的营建，大约也应在诸侯王的即位后不久。
从现有诸侯王陵的考古发现看，诸侯王陵的营建规模，一般上说，既与诸侯王陵的营建时间长短有关，也与诸侯国的经济实力、诸侯王与天子的关系密切与否有直接关系。从第二定陶国的历史看，共王刘康不仅为首封之王，而且其在即位前就深得元帝喜爱，“定陶共王爱幸，几代太子”（《汉书·王商传》）。而即使是在成帝即位后，其与成帝也兄弟情深，“太后与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它王，不以往事为纤介”（《汉书·元后传》）。因此发掘者可能从定陶汉墓规模空前的黄肠题凑规格考虑出发，将墓主断定为刘康——这自然有着明显的道理。不过，从时间看，刘康的在位时间其实和刘嚣的时间基本相当，因此我们还很难在空无一物的情况下，定墓主为刘康而否定刘嚣——他们不仅级别相同，而且还拥有同等的可能造墓时间。
除共王刘康之外，后成为哀帝的刘欣，在定陶王大位的时间长达14年，是第二定陶国最长的一位诸侯王，且一直为成帝所喜爱，“贤定陶王，数称其材”（《汉书·哀帝纪》），并最终入嗣大统，成为汉之天子。因此按预修寿陵制度，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刘欣其实更有足够的时间去为自己修一座庞大规格的寿陵——现墓中空无一物的情况，除可能是被盗之外，同样也存在仅为寿陵还并未入葬的可能——在大型墓葬中像这座墓随葬品完全一空的情况过去似乎还极少发现——我们当然不能排除其为未用的空陵的可能（其实考虑到预修寿陵情况的存在，每个在定陶做过诸侯王的人，其实都有成为定陶汉墓墓主的可能）。因此，如果不考虑前述“山阳昌邑”砖文的有关情况，那定陶汉墓作为后来为哀帝、当时为定陶王刘欣寿陵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明显要比共王刘康大上不少。
而至于第二定陶国的最后一位定陶王刘景，虽来去匆匆，但在位时间也与前述的刘嚣、刘康等相当，因而定陶汉墓墓主为刘景的可能性，在既然刘康可能为墓主的情况下，那么其自然也同样可能为墓主——虽他与天子的关系明显要较前二人浅了许多。
当然，在定陶汉墓中发现了“被撬开的漆棺”，似表明墓中曾葬过去世的诸侯王，并非是修而未用的空墓。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启用过墓葬的话，那从前述文献梳理看，在定陶地区西汉诸侯王的名单中，可成为定陶汉墓墓主的候选人，已可大为减少。不过，事实上由于诸侯王夫人完全可拥有与诸侯王同等规格甚至规格更大的墓葬，因此在墓中空无一物的情况下，要确定墓主为谁，在我看来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发掘者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何墓主一定就是作为男性的刘康而不会是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