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的是两国或者两个相对稳定政权之间的战争，国内革命或者反叛平叛战争涉及太多战场外因素，在此不做具体分析。
《孙子兵法》一早就说过：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这话通俗一下就是：哪一方的领导层国家治理得更好？哪一方的将领更善于组织作战？哪一方更得天时地利？哪一方的制度建设更完善更能有效执行？哪一方兵力更强大？哪一方士兵训练程度更高？哪一方的奖惩措施更公正？
战前七计
二千多年前的孙子，基本上阐明影响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当然，孙子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综合国力对比，这也好理解，在孙子看来战争总是发生在可动员力量大致相当的双方之间，这样才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毕竟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没有意义。
其实现代也一样，小国挑衅大国就是作死，下场必然是迅速败亡；而大国要收拾小国，政治、经济、外交手段海了去，不需要这么简单粗暴。那些大小国打得有来有往，甚至以弱胜强的，本质上都是代理人战争，背后一定潜藏着大国推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如此。
孙子将"主孰有道"放在第一位，看起来像是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其实"有道"与否概念非常宽泛，首先就是领导层的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得好才有更强综合国力，所谓兵精必先粮足。其次是资源整合调度能力——国力属于战争潜力，并不能同比置换为战争资源，好比宋朝经济实力碾压周边，却经常被辽夏金蒙压着打，很大一部分问题就出在资源调度上，不能把国力有效转化为战斗力。
再次是政治统筹协调能力，也就是在推进国家事业同时能够照顾尽可能多的阶层利益，即所谓"得人心"——需要说明的是，得人心与否没有特别大的作用，从来没有谁完全众叛亲离后还敢主动发动战争，希特勒在大部分时间内是深得德国人心的，日本军国主义也受到国内狂热拥戴，甚至说臭名昭著的IS也有一大票极端主义拥趸；相反常凯申似乎从来没有特别得人心过。
上面说的是战前准备，在战争进程中，"主孰有道"主要体现在国家领导层对战略节奏的把握上，既然决定进行战争，就一定要考虑清楚：我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准备为此付出多大代价？如果战争进程不顺利我的备用方案是什么？如果形势不利我要以什么条件止损？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就是一直没有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如果它的目标是推翻越共，那"南打北炸"显然不解决问题，因为北越有某大国做总后方，而美国无论如何不愿意与这个大国直接对抗，因此无论炸得多狠都不能迫使越共屈服。如果它的目标是扶持南越，那么就要整合加强南越政府，让他们有足够的统治力，而不是听任军阀割据一方，然后自己下场替南越打仗。五心不定输个干净，所以尽管美军没哟输掉任何一场具体战役，却最终输掉整场战争。
再看1982年马岛战争，英国人对整体战略把握得很清楚——问题不在于这个破岛，而是阿根廷向联合王国挑衅，不能惯着这毛病，必须狠狠打击教训才能避免阿猫阿狗有样学样。因此他们一开始就做好了武力解决的准备，尽管战时内阁对美国从中斡旋持欢迎态度，但特混舰队集结出动有条不紊，并不因为谈判桌上情况变化而犹疑停顿。阿根廷本打算造成既成事实然后通过谈判扯皮落袋为安，却在英国人坚定立场下化为泡影，反而还因为这种幻想延缓了战争准备，明明在自家门口，却被劳师远征的对手打得措手不及。
"主孰有道"之后是"将孰有能"，看起来孙子把将领作用捧得过高了，战争是要士兵好好去打的，将领一个光杆司令，再能组织指挥，也不可能打赢战争。其实孙子何尝不知道这一点，他这么说意在提醒君主，将领地位仅次于你，战略大节奏归你把握，具体战役你就不要插手了。
这方面的反例很多，典型的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他作为一方统帅时几乎百战百胜，而当他以皇帝身份御驾亲征高句丽时，为了帝王虚荣拒绝了李勣、李道宗避实击虚的正确意见，犯下了几乎和隋炀帝一模一样的错误，最终兵败辽东。而素质明显较差的唐高宗李治选择了信任前线大将，不搞微操，却完成了伟大父亲的未竟事业。
之后的"天地孰得"就是战争时机战役条件把握，其实可以归入将领能力中。而"法令孰行"、"赏罚孰明"都是制度建设执行问题，应该归入领导层工作范畴。
注意，孙子将"兵众孰强？士卒孰练？"放在靠后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孙子看来军队是否强大很多时候不足以单独决定战争胜负！最明显的莫过于朝鲜战争了，中朝两国，哪怕再加上苏联，国力也远不如美国，但就是这样绝对的压倒性优势，美国楞没能拿下战争；因为中国在"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三方面都有相当的优势，足以弥补"兵众孰强"的劣势。
战争大致胜负其实可以在"庙算"阶段决定，也就是孙子说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只要以认真严肃态度对比双方优劣，而不是想当然料敌以严料己以宽，战争变不出太多奇迹。毕竟侥幸只能得逞一时，出来混总是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