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绪谋在《唐太宗贞观之失述评》中指出，考诸史实，唐太宗失德、失策、失治之处甚多，若非忠智之士有所补救，他的许多过失都足以导致败家亡国。贞观之所以称“治”，一方面由于唐高祖广用贤能、直言纳谏、安静养民的治国方略在贞观前期存在功效延伸，与隋末战乱形成了对比；另一方面则是唐太宗与唐高宗授意史官在贞观历史记录中大肆隐恶饰美的结果。
首先，唐太宗失德于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贻害于国。专制时代的中国以”家天下“为政治特色，君主治国的基础自然是治好家，所以君臣父子纲常伦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可是唐太宗却袭杀兄弟、逼父禅位、占叔父李瑗之姬 、夺小弟元吉之妇 。可见唐太宗并没有封建时代圣明君主以仁孝治天下的德行。从此唐王室乱伦、废储、残害宗室、乱家祸国的事例便层出不穷。宋儒所云“唐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当属确论。从这方面来看，唐太宗没有开创太平盛世的必然。
其次，唐太宗屡次曲法徇情，使贞观政治颇有法度之失。侯君集破高昌时，与手下将士大肆窃掠财宝，造成了“数郡萧然，累年不复”的恶果，被依法收监，仅因为岑文本上疏说情，太宗便曲法而放人。后来唐太宗诏自今皇太子出取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左庶子张玄素上书劝谏，在早朝时被太子派人伺机狠揍一顿，几乎致死!太宗也不追究 。同年，巨贪党仁弘事发，罪当死，太宗亲自作秀，曲法护其命。撇开史书中唐太宗有关法制的光辉语录，对比研究贞观时期执法过程中随意性，诸如此类的事例还真不少。
第三，唐太宗在位时，一直梦想恢复封建诸侯制度，而这种制度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最可能导致内乱和亡国。仅此而论，唐太宗本人不但不圣明，甚至很可能祸乱国家。
第四，唐太宗安边失计，黩武祸民导致了扰外乱内的严重后果。贞观元年 ，诸州奏称岭南冯盎反，唐太宗命令将军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差点造成一场可能祸乱南中国的冤战。贞观十六年高昌平定后，唐太宗不纳立高昌子弟为藩辅之谏，反发兵守其地，耗财扰民未得其利，以致突厥入寇。贞观十七年，先允婚真诚和亲的薛延陀，后又耍诡计赖婚，用心阴毒却埋下外交失信的后患。几年后伐高丽时，薛延陀引兵寇边，唐十数州不得安宁 。贞观十八年起，唐太宗不听劝谏多次大规模兴兵进攻高丽，终于兵疲粮尽狼狈而返。唐太宗悔恨之余却死不悔改，随后又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为了制造进攻高丽的大量海用战船，不但役及江南十二州民众，而且影响了中国西南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安定。终于在“蜀人苦造船之役”、 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卖儿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的情况下引起雅、邛、眉三州人民造反。朝廷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平定内乱，唐太宗本人也在人民的反抗声中暴病而亡。由于唐太宗好大喜功，黩武祸民，扰外乱内，几乎重蹈隋朝覆辙。
太宗有俭约为治之虚名，更有奢纵失度的实行。翻开史书，唐太宗俭约自律的语录比比皆是。可是据有关记载，”太宗常幸洛阳，颇见可欲，多治隋氏旧宫，或纵田游。“贞观四年，唐太宗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被给事中张玄素批评为财力不及隋世而土木之作甚于炀帝 。贞观五年，又修仁寿宫，更命曰九成宫，又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表谏……上嘉之,……久之，竟命将作大匠窦琎修洛阳宫”。其工程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不知耗费了多少资财。贞观七年，天下并不安定， 唐太宗幸故隋之离宫芙蓉园，又校猎少陵原、置酒故汉未央宫，与太上皇唐高祖吹嘘“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四海入臣”，可是嘉州、陵州人民却正在造反，只得命邗江府统军牛进达去镇压。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又东巡入洛，次于显仁宫，宫苑官司因供奉不精多被责罚。实际上当时并非天下无事，那几年由于赋役沉重，人民已经怨声载道，人们说：“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连唐太宗的卫兵也忍不住要反抗，“惮于行役，冀上惊而止，乃夜射行宫，矢及寝庭者五” 。这应该不是偶然现象。唐太宗如此作为，人民在“贞观之治”中的负担也就可想而知了。
武德九年四月，“高祖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在当时国家掌握天下户口极少的情况下，唐高祖此诏既考虑到了宗教存在的实际,又能还俗十余万户的劳动力，是兼顾各方因素的正确之举。可是两月后，唐太宗政变夺权之后即诏“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 ，不但失去一次减轻人民负担、增强国力的机会，而且为唐王朝埋下了政策反复、宗教势力恶性膨胀的隐患。唐太宗为迁过于父，放纵宗教以沽名，可谓后患不浅。
政变夺权后为了收买大臣，唐太宗赐长孙无忌等43人分别食实封有差，共计食实封三万一千户，当时国控户口仅仅两百余万，唐太宗竟然如此滥封，贞观元年关中饥荒，“至有鬻男女者”，不能说只有天灾没有人祸 。大量宗教人口和大量食实封官员存在必然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而征战不休、土木频兴和恣意游猎又毫无疑问会更加重人民负担。人民既不堪压榨只有纷纷逃亡。于是，贞观十六年正月，唐太宗便有一道针对全国的敕文：“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可见逃户现象已相当严重。
半年后，唐太宗又特下制书，对那些为了逃避繁重赋役而自残自伤者据法加罪。人民悲惨到用断手、断足这种自残肢体的极端方式逃避赋役的地步，还要被“加罪”，加罪后仍然要负担赋役，显然此时唐王朝对人民的压榨已经和隋朝差不多了，算不上什么圣明天子的盛世之治。
又半年后，魏征病死，唐太宗少了一个梗直忠谏之臣，又是废立太子，又是兴兵高丽，搞得天下颇不安宁，反叛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据不完全统计，在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期间，史书明白记载出动大将跨州平叛和虏获造反之民数千至万人的事例就不下10次。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暴病而薨，朝廷立即宣布“ 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迅即纠正唐太宗这两大误政，至少避免了唐王朝被兵戈与土木葬送的危险。有人会问，唐太宗既然这么不堪，为什么太宗和他的”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名气这么大？怎么解释唐宋史家以及历代的帝王将相都交口称赞，都把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细读史书不难发现，“贞观之治”的盛誉实际上主要集中在贞观前期，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是唐高祖治国方略延伸到贞观前期，的确有一定“治”的功效。
唐高祖建国以后，在政治上实行了省、部权力制衡制度，树立了直言纳谏的政风. 在经济上确立了安静养民的指导思想，申明“减徭役，不许差科”，这就使人民在隋末大乱之后有可能趋向安居乐业，通过一定时期安静养民相关措施的作用，大局渐趋稳定，经济恢复发展。唐高祖在世时，唐太宗在语言上跟着唱了不少安静养民的高调，但在实行上却相去渐远，唐高祖驾崩后，唐太宗治国指导思想的变化在语言上也流露出来，认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因此“贞观之治"在本质上并不属于唐太宗治世杰作，而是唐高祖治国功效的延伸形成了贞观前期与隋末战乱对比明显的“治”
其二是唐太宗与唐高宗干预史官工作，造成了对“贞观之治”的过分美化
唐太宗担心自己的种种不良行为被史官记述下来，首开皇帝查看当朝起居注并干预史官著述实录的恶例，授意篡改历史记录，对贞观政治进行隐恶饰美。唐太宗公然说“望史官宜不书吾恶”。
贞观十七年，要求房玄龄撰录进来让他看看。房玄龄只好按照唐太宗的要求对有关历史记载进行“改削”，此次所“删略”、“改削”的<贞观实录>，起贞观元年止贞观十四年，当然然溢美不少。
显庆中，高宗审阅<太宗实录>等著述，认为对唐太宗美化得还远远不够全面，对刘仁轨说"朕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于是唐太宗就在史官们“穷微索隐”中得到符合儒家圣明君主理想标准的润色，美政不够就用美言来凑，在<实录>基础上写成的有关史书自然就有了唐太宗语录连篇的特征。
经过两代帝王的精心删改与美化，“贞观之治”的光辉形象便正式树立起来。待印刷术和文史之学繁盛之后，人们由皇室定调润饰过的基本史料去研究唐史，对唐太宗的光辉语录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夸饰过的贞观之治产生美好印象，自然容易构想出一个太平盛世的太宗时代，传讹出教训后世的典范。
然而细读史书，还是能发现唐太宗说得比唱得好听，贞观之治做的比写的难看。到了贞观晚期，天下渐乱而唐太宗也人之将死，在<帝范>中对接班人说了几句其言也善的实话，谈到自己的若干过失：“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角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斯事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对自己仅仅作奢华享乐方面的检讨，主要是针对太子亦步亦趋地奢靡好内之性而言，并未全言种种严重的贞观之失。
唐太宗贞观之失虽多，却能够部分继承唐高祖广用贤才的传统 以众贤能的忠智补救自身的不足，故终有一得，即得“人”，使贞观政治在若干失误和风浪中有惊险而无倾覆。这也是历代知识分子乐于称颂他的根本原因。魏征评价唐太宗：“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岂虚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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