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互市，是我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或不同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一种特殊经济交往与沟通形式。互市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同的称谓，如“边境互市”、“合市”、“和市”、“榷场”、“榷场贸易”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互市主要包括绢马贸易或茶马贸易等内容，其内容变化主要取决于特定时期贸易双方的需求。互市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内地与边疆生产结构的差异所决定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农耕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分工。互市出现的时间比较早，而茶马互市则兴起于唐宋，盛于明清，维系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茶马互市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以物易物的一种特殊性贸易形式，系一种互补性经济，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茶马互市曾经对繁荣农牧业经济，改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生产和生活结构，促进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茶马互市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具有禁榷的性质，一度曾由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并完全由政府垄断；即使商人从事经营，也必须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下进行。
茶马互市首先兴起并主要发展于我国西北地区，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我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汇地带，这里亦农亦牧，农牧相间，民族经济的交往是当地民族须臾不可或离之事，正如史书上所言，西北地区是“华戎所交”之地，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互补性。从历史的角度看，西北地区又往往是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分界线，或者说是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分界线，不同类型的经济互补是这里自始至终存在的一个特色。至迟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始，丝绸之路便贯穿于西北地区全境，民族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民族经济交往已经初具规模。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总结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①]，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历史上人们的共识。由此可见，古代西北在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历代的互市重点均在西北境内，茶马互市亦不例外是不难理解的史实。
西北地区包括茶马互市在内的民族贸易具有持续时间长久、分布范围广、内容丰富等特点，它除了民族间的互通有无的商贸含义外，还具有政治的、军事的、国防的意义在内；除了境内民族间的互通有无外，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还与境外民族发生着商贸活动，系一种特殊的民族贸易形式。下面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只是将西北地区唐宋时期互市的主要形式之一的茶马互市的基本情况和演变及不同特点作一简要概括，敬请方家赐教。
二、唐代西北地区的民族互市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随着大一统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加强和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一体化关系的逐步确立，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唐代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隋代在周边民族中是以“圣人可汗”[②]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而唐太宗时期更以“天可汗”[③]的地位受到各族的拥戴。再加上当时国力强盛、文化活跃、百姓生活水平比较高，各民族之间的往来比较频繁，主客观形势要求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而在绢马贸易和贡赐贸易基础上出现的茶马贸易，也开始在唐代中后期出现，唐代民族互市的内容进一步丰富。
唐代互市的基本内容是丝绢贸易和茶马贸易。实际上，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贸易的转型时期，即贡赐贸易与互市同时并存的重要时期。贡赐贸易作为民族贸易史上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唐代西北民族贸易中仍然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安史之乱前，西域前来唐朝的朝贡多达170余次。即是如此，当时的互通有无的互市已经发展起来。
在历史积累的基础上，唐代的社会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国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其中唐代实行了历史上少有的比较务实、开明的民族政策，这是唐代经济繁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从今天的角度看，唐代当时实行比较开明、务实的民族政策，从决策者的主观愿望来说，无非是想扩大统治阶级消费品及奢侈品的来源，提高政治影响力，因此难免具有粉饰、做作的成分在内。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唐代的民族政策，在客观上达到了鼓励少数民族商人来内地从事交易的社会效果，也为吸收外来资金和商品、提高内地商品的影响力，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大量少数民族商人的接踵而至，使得唐代内地的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活跃起来。包括互市在内的唐代的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唐代国势强盛的基本条件之一[④]。唐代最高决策者的“胡越一家”[⑤]的意识，开创了唐代民族贸易的新局面。
隋唐时期，互市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如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包括民族间贸易之事宜。[⑥]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⑦]机构的多次调整，表明最高决策者对民族互市的重视以及对理顺互市管理渠道的积极态度。
在唐代茶马互市出现之前，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它畜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绢马贸易在历史上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它曾经是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有关茶叶的记载比较早，而茶叶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则是唐代或准确说是中唐以后的事。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713－756年）之间，稍稍有之，至德大历（756－779年）遂多，建中（780－783年）以后盛矣。[⑧]
据《封氏闻见记》载：唐代除南方盛产茶叶并普及饮茶外，中原地区也无处不卖茶和饮茶。不仅如此，当时饮茶已经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的程度，唐代就有“因南临茶山，县以为名”的例子。[⑨]有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撰写经典著作《茶经》而标志着出现了茶学；茶始征收税，意味着有了比较系统的茶政；茶叶开始销边，开始了茶马互市。[⑩]唐代我国的茶叶生产进一步扩大、饮茶之风更加盛行，饮茶习俗已经从南方地区扩大到广大北方地区，甚至连周边少数民族也以饮茶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唐代茶叶专家陆羽撰写的不朽著作《茶经》，不仅仅在内地广为流传，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影响也非常深远[11]。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谷浑等西北少数民族请求和市，百废待兴的唐王朝下令批准了这一要求。唐朝同意在承风戍（今青海省贵德境内）互市。唐朝曾经派遣使者李远等人出使吐谷浑，“与敦和好”。有的学者指出，这次吐谷浑与唐朝的互市，实际上首先是由唐朝主动提出的，与其说是吐谷浑请求互市，不如说是唐朝主动要求互市，[12]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恢复和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是唐王朝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另外对战马和畜力的迫切需求，以及缓和与强大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唐朝及时恢复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市”，在较短时期内就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现了“杂畜被野”的盛况。[13]我们今天已经难能确定当时双方用何物进行互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内地所产的丝织品和茶叶是唐王朝用于互市的基本内容，而牲畜则是少数民族用于互市的主要商品。唐玄宗开元（713～741年）年间，长安政府曾经“发使及典缣等，大赉缯锦，将于石国和市犬马”[14]。这里已经明显地具有官方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互市的性质，而不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贡赐贸易。当时互市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愿望和要求，少数民族方面同样也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如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期，突厥突骑施可汗苏禄，就曾经派遣牙官送马1，000匹到安西互市。[15]虽然因具体环节出问题而没有成功，但却反映各族之间要求互市的强烈要求。
唐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已经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比较深度的认识，清楚这是和平年代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正如唐玄宗在开元九年（721年）所指出的：“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利”。[16]实际上，按唐玄宗所言，当时已经认识到民族互市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意义。即是如此，唐代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贸易――诸如绢马贸易――只能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能使中央王朝的财政负担接受，如果出现逆差，则必然会成为经济上的一种压力。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就对与突厥之间的绢马逆差表示不满和担忧：
往者先（毗伽）可汗在日，每年纳马不过三四千匹，马既无多，物亦易办。此度所纳，前后一万四千，缘儿初立可汗，朕又结为父子，恩义相及，不可却回，所以总留，计物五十万匹，兼属国家大礼，并放天下租调，用度无穷，非特和市，缘此马价，通容稍迟，处罗达干未还，不是故为留滞，念悉此意，当复宽心。今见续续市易，不久望了，即当发遣，回日非赊，在此还如当家，去住亦何异也。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约有定准，来使交易，发遣易为，事须长久，不是限隔。[17]
按唐玄宗的看法，当时唐朝与突厥的绢马贸易中以年3，000－4，000匹马数为宜，如果年交易额达14，000匹马，则须花费绢帛达50万匹，这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唐王朝正常的承受能力。当然，我们也能从唐玄宗的这到敕书中看出，唐代前期中央政府与突厥的绢马贸易是相当活跃的。
安史之乱后，唐代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方面均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中民族方面的变化尤其显得比较突出。经过长期的争战，突厥的势力受到了致命的影响，其影响明显减弱。相对而言，吐蕃和回鹘的势力却有了发展。这样，唐代与吐蕃、回鹘的互市相应有了长足进步。相对而言，唐代在与吐蕃和回鹘的贸易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这就是唐与吐蕃的贸易是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同时进行，但以民间贸易为主；唐和回鹘贸易是民间贸易和官方贸易相得益彰，而以官方贸易为主。回鹘虽然系游牧民族但具有经商的传统，其一再要求与唐朝进行互市，互市内容是以自己生产的马匹换取唐朝的绢帛，当时绢马贸易的比价是：“马一匹易绢四十匹”。马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对于这种高于市场价格的马价，在当时是唐和回鹘之间的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价，唐朝方面没有进行单独调整的权利。马绢比价为1：40，严重背离了商品的价值。这其中有特殊的历史背景，长达7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陷入了非常被动和尴尬的局面，骁勇剽悍的回鹘曾经应邀出兵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在收拾残局过程中建立了功勋；后来吐蕃曾经占领西北广大地区并且一度占领了唐朝国都长安，同样回鹘具有为朝廷解围的功劳。因此，唐朝与回鹘的互市，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具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因素在内。正因为如此，唐王朝对于回鹘来说是有求必应，即为了满足回鹘提出的互市要求，不得不按照高比例的马价从事不合理的绢马贸易，“回鹘马”成为唐代后期捉襟见肘的财政上的又一大沉重负担，唐与回鹘的绢马贸易成为困惑唐朝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唐德宗曾经以帛10万匹、金银10万两偿还回纥马价；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中央政府支付回纥马价绢达20万匹；太和三年（829年）正月，唐朝又支付回纥马价绢23万匹。[18]史称回纥“岁送马十万匹，（唐）酬以缣帛百余万匹”，使唐朝“财力屈竭，岁负马价”。[19]但是，我们不可忽视唐与回鹘绢马贸易的意义，而这种贸易的实际意义已经超出了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回鹘之间的互通有无的经济意义，因为人人皆知的事实是，自丝绸之路畅通以来，丝织品历来是中西民族贸易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在唐与回鹘所进行的数额巨大的绢马贸易中，回鹘所获得的绢帛，除了本民族自己消费外，还有相当部分是用于出售至中亚以西的国家和地区，赚取巨额利润。[20]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外民族经济贸易，或者说回鹘民族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扮演了中外国际贸易的中转的角色，广大了唐代的对外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史书记载茶马互市正是始于唐与回鹘的交往。唐朝盛行饮茶之风，此风也逐渐向回鹘民族蔓延，回鹘“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21]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22]尽管如此，也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的互市中茶马交易并不普遍，茶叶还只是少数民族上层享受的高级奢侈品，普通牧马一般无缘享受茶叶，饮茶之风还没有在游牧民族普遍形成，所以才有“往年回鹘（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23]的记载。可见，当时唐代的茶马互市还是零星的、小规模的，并没有引起统治阶级的特别关注，相对而言，绢马贸易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唐代中后期割据政权林立，战无宁日，唐王朝为了平定各路叛乱，亟需马匹。这样，朝廷便主动利用茶叶与回鹘民族进行马匹交易。当唐朝使臣又与回鹘使者在交界处商谈有关茶马互市事宜时，唐朝表达了需要马匹的意向，而回鹘使者则表示不想直接用马匹换取茶叶，而愿意拿1，000匹良马交换一部由陆羽撰写的《茶经》。这时陆羽早已作古，《茶经》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索马刻不容缓，唐朝有关部门只好任命使臣千方百计地寻查此书。就在举朝急不可待时，诗人皮日休献出了一个《茶经》手抄本，总算换取了回鹘的马匹，解决了唐朝需要马匹的燃眉之急。从此，《茶经》便在今西北地区广为流传。这一故事说明，唐代后期茶叶在回鹘牧区开始比较流行，人们的饮茶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品茶质量明显提高，回鹘对于中原地区茶叶论著的信息也相当清楚，其不仅仅只是需要茶叶，而且对于茶叶的产地、质量、生产、加工、饮用等方面的信息也非常关注，回鹘对于茶叶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甚至说回鹘等民族在这一方面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同步也不过分。
另外，唐代与党项族进行的互市也是当时的民族贸易的内容之一。《新唐书》卷114《崔融传附崔从传》记载，9世纪初“党项互市羊马，类先遣帅守，（崔）从独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盗境”。这条材料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在一般情况下由唐代政府主持的在周边地区的互市，往往派遣军队维持秩序，以保证互市的顺利进行；而开明官吏采取优惠措施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则被作为一种惠政受到褒奖。
唐代人对于茶叶“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24]茶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须臾或离。“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5]也正是在这种饮茶风尚的影响下，逐渐由内地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蔓延，[26]而吐蕃民族就是一个受内地茶叶影响颇大的民族之一。开元（713～741年）年间吐蕃与唐在赤岭、陇州等处互市，双方的交换物品主要是马匹和茶叶、绢帛等。唐代中后期，吐蕃上层已经非常盛行茶叶，他们对于茶叶的了解非常全面。据记载，唐德宗建中（780—783年）年间，朝廷遣使至吐蕃：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雇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沪湖者。”[27]
从这条材料中可以看出，烹茶至少当时已经在吐蕃上层社会中相当流行，吐蕃赞普对茶叶的知识非常丰富，已经能够说出茶叶的具体产地，而且他所具备的茶叶已包括了内地茶叶的主要产地。另外，这一条史料也说明，流入吐蕃的茶叶，首先不是通过官方互市或贡赐，而主要是通过民间这一途径。茶叶在吐蕃地区的流行，除了其具备解渴祛乏的基本功效外，还与吐蕃当地盛行佛教有关，这是因为佛教徒坐禅者需要饮茶驱困。随着吐蕃饮茶之风的盛行，其对于茶具的需求也就日益迫切。据《汉藏史集》记载，吐蕃赤都松赞普为了获得饮茶的器具，曾经专门派使者向唐朝请求赐与茶碗等。皇帝没有直接满足赞普的要求，而是派遣一位工匠前去吐蕃。这位能工巧匠到达吐蕃后，用赞普从内库所取的陶土等原料，制造出了就连内地也罕见的茶碗，这种碗具有口宽、质薄、足短，光滑精细，有蓝色光泽等特点。第一口碗上绘有吐蕃关于茶叶来源的传说，其他碗则绘有各种动物图案。赞普对唐代工匠制造出来的茶碗非常满意，亲自给茶碗起了名字。[28]这是唐与吐蕃文化交流方面的一段佳话。据传说，文成公主对吐蕃饮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内地首批茶叶是随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地区的。唐代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看来其中包括在吐蕃地区流行饮茶之风在内。[29]
唐代西北民族地区对于马、牛、羊、骆驼等牲畜以及家禽乳汁的提炼加工，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在丰富当地民族生活的同时，对于农耕民族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西北民族贸易的内容。唐代用牛乳或羊乳加工而成的“酥油”，将马、牛、羊和骆驼乳汁提炼而成的“酪”，由牛乳炼制而成、以脂肪为主为主的食品“醍醐”，将家禽、牲畜乳汁加工为被称为“乳腐”的乳饼，以及由奶酪发酵而成类似今日酸奶的“浆水”等。[30]有的少数民族还创造性地生产出“马乳发酵的乳酒”。[31]乳制品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不但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在内地也逐渐流行起来，深受人们的普遍欢迎。少数民族地区乳汁加工技术的提高，对于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意义重大。尤其一提的是，乳汁加工品尤其加工技术传入内地后，对于丰富内地的食品内容 ，改善食物结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乳制品加工技术的引进，还对于促进内地牲畜和家禽食品深加工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应该将此看作当时民族贸易交往的一个额外收获，这也加深了我们对于民族交往往往是双向而非单向的理解。
实际上，唐朝与吐蕃的互市并非均是吐蕃首先提出的，这种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主动的。据汉文献记载，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至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的209年间，吐蕃入唐朝的使团达百余次之多，而唐朝入吐蕃的使团也有52次，平均16个月唐和吐蕃之间就有一次使团往来，有的年份往来使团多达4次之多。尽管每次的主要任务包括和亲、告哀、修好、吊祭、会盟、封赠、朝贡等等，但是不可否认其中具有购买货物的内容，[32]互市是其中的基本内容之一。正因为如此，唐代人在判文中就有吐蕃和市的内容。[33]当时唐朝和吐蕃之间“金玉绮绣，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34]，正是两者之间贸易往来的真实写照。
上面所讨论的，主要是指见于记载的由政府进行或主持的民族贸易，实际上，当时民间正常的民族贸易尽管受到官府的限制，依然存在，甚至在一定时期或一定地区是民族贸易的主流。我们知道，唐代一开始就对广大居民在周边民族地区的商贸等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其限制已经超过了单纯商贸的范畴，具有政治控制的因素在内。唐代建立伊始，就对居民在西北民族地区的活动进行硬性规定，其中包括唐代法律明文规定，凡是通过周边民族地区关卡者，须持有当地政府发放的通行证――“过所”，方可“度关”。对申请过所的度关者要求必须提供如下具体的材料：性别、年龄、居住地、家庭状况、度关理由、度关时间、保人姓名等内容。度关超过一个月时，只有及时申请更换由政府发放的“行牒”才有效，否则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35]
实际上这并非只是唐代前期北方边境局势紧张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终唐之世的基本国策。即使在唐玄宗开元盛世，这种限制也没有解除。我们从有关出土的文书中得知，当时凡是唐境内的居民，若要经过边境从事贸易或从事边境贸易活动时，只是对其手持的过所严加勘验，方可放行[36]。唐代在对民族贸易互市中对内地商人进行严格控制的基本国策下，商人与周边少数民族商人之间的正常的商品贸易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当时规定若干商品属于严格控制的范畴，如规定金银铜铁不许随便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易，就连纺织品中的绫织品也在限制范围之内：绫织品“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违法者不仅仅要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还要追查当地官吏的连带责任。唐律规定，“共化外蕃人私相贸易”者，“一尺徒二年半，三匹加一等，十五匹加役流”，[37]处罚是非常严厉的。这样，公开或正常的民间民族互市受到限制，而各种走私活动则显得十分活跃，民间民族贸易自始至终存在，构成了当时边贸互市的基本内容。其中唐玄宗时期安禄山管辖之下的何明远就是典型的一例。史书记载开元（713—741年）时期何明远的情况是：
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居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惑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38]
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的记载在唐代文献中比较少见，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何明远有如此多的绫机，是特指他在定州三驿附近组织500绫机户，而他是以包买商的身份出现的。而何明远将数量巨大的绫专门与少数民族商人进行交易，这样何明远因生产有保证、销路有着落而“大富”。何明远公然将高级丝织品向周边少数民族商人进行特供，以获取巨额利润，尤其何明远身为政府“三驿”主持，为什么居然置中央政府的明文法律于不顾呢？
原来安禄山在唐玄宗天宝（742—756年）初年任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后，恩宠有加，“刑赏在己”，为了做好公然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准备，他除了厉兵秣马外，还采取各种措施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其中途经之一就是与周边少数民族商人直接进行贸易。史称安禄山不顾中央政府法令的限制，“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商至”，“遂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39]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与少数民族商人进行以高级丝织品为主要内容的互市，在安禄山的统治区辖内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这正是何明远“专以袭胡为业”的特殊历史背景。“专以袭胡为业”就是将绫这种高级丝织品专门用来与“胡商”交易；而何明远作为交通要道“三驿”的主持者，无疑又是与少数民族商人直接从事交易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定州正好在安禄山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里，唐代中央政府关于限制与少数民族商人直接从事贸易的法令不能奏效，何明远“专以袭胡为业”不仅不会受到限制，相反还会得到鼓励。或者说何明远正是在安禄山“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的环境下，通过“专以袭胡”来使自己“赀财巨万”的，这是安禄山积累经济实力的主要途经之一。何明远作为“主官中三驿”的带有军人色彩的地方官吏，又是“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的作坊主。何明远之所以家资实力雄厚，主要是靠控制了数量可观的绫机，而其产品又向少数民族商人对口销售，正是这种商品的产销对路，才保证了其有厚利可图。同时，何明远的大型手工业作坊能够得到正常维持，除了上述的产销对路的因素外，还要一个绝对不可忽略的有利条件是，他主持“三驿”实际上意味着由他垄断了交通要道以及与少数民族商人进行贸易的特许权。“惑不从戎”，即不再主持三驿后，便失去了与少数民族商人直接开展互市的有利条件，立“即家贫破”；一旦重操旧业主持三驿后，“即复盛”。
从上面对何明远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何明远作为家有绫机500张的大型作坊的作坊主，是在安禄山控制河北地区时鼓励与“胡商”直接进行贸易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是藩镇割据势力对工商业利润追求的直接结果。这是一个私营手工业作坊与官吏结合的典型例子，是在藩镇势力膨胀下鼓励当地商人与少数民族直接交易条件下的一个特例，并不反映唐代民间民族贸易的正常水平。不过，安禄山统治下何明远与少数民族商人从事大规模的边贸互市，足以说明民间正常的民族贸易自始至终都存在。
五代时期，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依然存在，农耕民族以所生产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品换取畜牧民族所生产的畜牧产品的情况比较普遍。如唐代安史之乱后逐渐强大起来的党项族，其所生产的“党项马”在全国范围内非常有名，五代时期党项族主要以自己生产的马匹换取农耕民族生产的茶叶、粮食和各种手工业品。据专家研究表明，党项诸部，包括河西地区的党项均争先恐后前来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用牛马等进行民族贸易，一年之内的马匹交易高达5，000匹。[40]这种情况在五代时期比较普遍，绝非个别现象。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对于马匹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是在战时经济形势下官营牧场遭受到严重创伤，茶马互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各政权不得不更弦易辙，采取一系列措施从民间征集马匹。如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十月，颁布《夺马令》，规定“冒禁者罪之”，[41]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如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为了做好攻打蜀地的准备，“诏下河南、河北诸州和市战马，官吏除一匹外，匿者坐罪”。[42]通过政府行为和市战马，作为国家马匹的基本来源，而绝不允许私人染指其中。总之，“发使于诸道州府，括取公私之马”，[43]是五代十国时期的普遍现象，而非个别例子。再如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十月，敕“沿边藩镇，或有蕃部卖马，可择其良壮者，给券具数以闻”；[44]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九月，诏“天下州府，和买战马”，[45]如此记载，不一而足。对于当时和市马匹，政府一般都比较重视，甚至往往由政府直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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