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西汉时代伟大的史学家、传记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以毕生的精力写成的巨著《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文学和哲学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的载体。司马迁对于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中华民族要振兴，需要每一个民族成员尽可能地认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超越前人的气魄和创新的才能，总结并反映了先秦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理想追求。在其流传千古的过程中，《史记》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影响，教育了世世代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
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一统思想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我国长期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到了汉代，特别是武帝时期，中央集权日益巩固，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比较发达，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司马迁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
他在《史记》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思想便是“大一统”。“大一统”一词出自《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所以“大一统”指统一事业。《史记· 秦始皇本纪》：“令陛下……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这里地“一统”即指全国统一的意思。而《史记》创新了“大一统”思想，这实际包含两个意思：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中华各族尊黄帝为祖先。也即是“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
先秦时代，中国就出现了一定的统一思想。西周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分封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 莫非王臣。” 表达的就是歌颂统一的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明显地表述了主张国家统一发、反对分裂的观点。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价秦朝历史地位时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认为秦朝统一中国事业虽然依靠了暴力手段，但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见，司马迁对秦同意中国事业的肯定态度。司马迁对稀罕兴建以来国家统一为社会带来的繁荣景象极为赞赏，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对西汉盛世的歌颂。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大一统”的国家观。
我们今天有资格自豪地说一句“我们是黄帝子孙”，这得感谢司马迁。在司马迁之前，民族的始祖是混沌的，多元的，民族发展的脉络是不清的。是司马迁站出来，在纷乱繁杂中理出头绪，在多元中选择一元，并将一条清晰可辨的黄帝子孙系列推到了人们面前。
顾颉刚 先生指出：“历史系统是从黄帝开始的。司马迁的成就在于，他毅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一切付之不闻不问，他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中排斥了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和有勇气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开篇明义,在《五帝本纪》中塑造了一个聪明善良神话般的人物——黄帝。其他四帝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的子孙。《史记·六国年表·序》记载：“禹兴于西羌”,而为夏后氏之祖。又有，秦之祖先为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秦本纪》）。《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夏后世之苗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夷狄，司马迁把他们的祖先都视为黄帝。他的这种记述，再加上我国原本的黄土地、黄河、黄皮肤等地理环境和人种的特色，才使得中华各民族最终形成了“炎黄子孙”的概念。
这种观念影响着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到今天也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二．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战争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司马迁的时代，人们的民族思想却是比较落后的，推崇“尊夏贱夷”，认为中原文明高于所谓的“夷狄”。“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叫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四夷与华夏之间有不少共同处，“中国、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 以此来形容周边少数民族。
但司马迁不同，他站在历史的高度，为少数民族作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每一篇都渗透出他的民族平等的意识。而通观这些民族史传，可以发现其内容并非单纯的夷夏分离的记述，它们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给人以各民族从来都是杂处、融合的印象。《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载：“吴太泊，太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二人乃奔荆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讲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之苗裔也，曰淳维。”这些记载肯定了周边少数民族的首领或部族祖先都来于华夏。（前一部分已经论述过）这种“华夏同宗”的思想就充分说明了司马迁头脑中，各民族是生而平等的，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轨道中是互相融合的。当然这种平等观念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因为他究竟还是把这个祖宗定为了汉族的黄帝。
另外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了许多汉朝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与匈奴等民族发生战争的情况。他的用意是明显的，既反对其他民族对汉朝的侵扰，亦反对汉朝对这些民族和地区用兵。
在《匈奴列传》中他写道：“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周边少数民族的这种行经给广大的边塞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司马迁自然是反对的。
同样的，他也反对汉王朝对少数民族发动战争。由于政治关系,他没法直接地表达自己的这种思想，于是在《平准书》中可以看到：“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其后四年，而汉谴大将军，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者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知识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在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用兵，司马迁写道：“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 “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矣。” “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无论是周边少数民族侵扰汉朝的战争，还是汉朝对周边地区发动的战争，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两败俱伤的结果是人民的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司马迁主张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国家有一个相对安平的环境，让人们致力于生产，致力于发展经济。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建立在能否富裕强盛这个基础上的，而这种富裕强盛不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是实实在在的民殷国富。
他的这种不偏私不美化的史学态度，使他站在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立场，对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一视同仁。
三．首创民族史传的形式
在《史记》的五体结构中，本纪是提纲，它以王朝的更体为体系，以编年的形式排比了一代大事。至于其他的人物、事件则按照分别列入世家或列传。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 ，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 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一百三十余文中写到少数民族事宜的有十多篇，这其中包括了像《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这样的“世家”，更为边疆民族立传。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论述了写作这些列传的宗旨：“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汉既通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再加上《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共记六篇列传。分别是按地区写出了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民族史。
这种编纂体例充分的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观,其创新的思维更被其他史书所继承。《汉书》和《后汉书》在民族史方面就遵循《史记》按地区对多种民族作综合表述，而且收集的资料也甚为丰富。
可以说，司马迁的这种民族观已经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为中国民族史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综上所述，在《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中，集中体现了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进步民族观。他认为，中华是大一统的国家与民族，华夷共为黄帝子孙；中华各民族是平等的，应该和平相处；史学家要有为少数民族作传的思想与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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