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主体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大一统历史观。中华民族认同大一统。中华民族历经夏商周到秦汉已基本形成，并突破中原的界限而实现了大一统局面。这一历史过程为古代思想家所捕捉，经过孔子、董仲舒，到司马迁首次做了完整的构建。
其二是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历史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还是在发展、进化？历史是因循守旧，回顾往古，还是在因俗变化，不断革新？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要探索和回答的问题。
其三是带二元论色彩的朴素唯物历史观。历史是怎样向前发展、变化的，即是谁在创造历史，司马迁的回答具有浓厚的二元论色彩，但基本倾向是朴素唯物论历史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司马迁认为天人相感，却又不受星占术荒诞迷信的束缚。《史记》“极人言”，不言“怪物”，不信鬼神，而在抽象议论中又保留有天命论、天人感应的地盘，但在历史记叙中却是否定天命论，也否定天人感应，对项羽“天亡我”等的天命论进行了批判。司马迁的这种进步历史观，也成为中国优良史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刘知几著《史通》纵论唐以前史书，就猛烈地批判了天命论、灾异论。《史通》有《汉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等篇，专门批判“五行灾异”是“诡妄”之谈，“祥瑞符命”是“欺惑”之说。因此，刘氏主张史书要删除《天文志》、《符瑞志》等内容。这是《史记》问世以后，史学领域对阴阳五行说、天命论等的一次勇猛广泛的清算。司马光一贯反对鬼神灾异之说，“尝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而上奏皇帝，禁阴阳家之书。《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五。司马光认为“国之兴衰，在德之美恶，固不系葬地、时日之吉凶也”。《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二十七。他主持编纂《通鉴》，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之类均剔除之。尽管日食、彗星等一些天文星象仍予记载，但决不“强附时事”，把天象与人事完全分开。以上这些史学家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显然都是继承了司马迁建立的优良史学传统。这个优良传统一直到近代仍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司马迁述史虽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但有两个显著的进步历史观点，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后世史家所不能望其项背。其一，司马迁认为任何一个成功的统治者都不能自以为是，而是必须广泛集中百官群臣的智慧。
他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匈奴列传赞》）又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刘敬叔孙通列传赞》）为此，司马迁为侠客、医卜、商贾、俳优、博徒、渔夫、猎户、妇女等等下层人物作传，创立类传，使《史记》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其二，司马迁认为，民心向背对一个国家的兴亡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民为邦本”，是儒家宣扬的观点；而司马迁的贡献，是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秦朝之亡，是由于陈胜发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子羽暴虐，汉行功德”，这是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孝文本纪》）汉武帝专事残酷，郡县相聚而叛，“大郡至数千人”，阻山川，抗朝命，“无可奈何”。（《酷吏列传》）汉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下轮台罪己之诏，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改弦更张，西汉才转危为安，出现了昭宣中兴。
这是东汉班固在《汉书》中替司马迁续写的一章。《史记》中的许多进步观点也影响了班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