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19
真正的将军——《记张自忠将军》
《记张自忠将军》是现代作家梁实秋晚年在我国台湾地区写的一篇散文。文章回忆了抗战时期，作者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慰问团，在前线见到著名爱国将领张自忠的情景。
一、梁实秋和鲁迅的笔战
梁实秋（1903—1987）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他1923年赴美留学，20世纪30年代在《新月》杂志从事编辑工作，曾经就文学的阶级性等问题和鲁迅等作家进行过论战。一生致力于英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在创作上以散文著称。
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不少，但像梁实秋这样在多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不多。说到梁实秋的一生，有三件事不得不提：创作《雅舍小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以及和鲁迅论战。尤其是和鲁迅的论战，是民国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9年，梁实秋跟随溃败的国民党去了我国台湾地区，之后“销声匿迹”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了解梁实秋，只能通过鲁迅的文章。鲁迅直言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鲁迅全集》里收录了数十篇从教育理念、文艺思想、翻译理论甚至人性、政治各方面批判梁实秋的作品。他们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笔战源于192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梁实秋受《复旦旬刊》之邀，创作发表了一篇《卢梭论子女教育》的文章，阐述了自己认为文学应该表现人性的观点，指出卢梭的教育思想太过功利，不值得提倡。
但是鲁迅最推崇的教育家就是卢梭，黑自家偶像这事儿鲁迅能忍吗？
鲁迅看到这篇文章后，就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篇《卢梭与胃口》，反驳了梁实秋的观点。过了两天还意犹未尽，鲁迅又写了《文学与出汗》一文，又“抽”了梁实秋几鞭子。
当时，梁实秋还只是个年纪轻轻的学生，鲁迅则已经在文艺界有相当高的地位。但面对鲁迅的连续两篇批判自己的文章，年轻气盛的梁实秋就有那么一股狂劲儿，很快在报纸上回击道：
“有一种人，只是一味地‘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人开了药方，他格外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的药方都贬得一文不值，好像唯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做的样子。”
文学家批评起人来真是针针见血啊。
到1929年，两人的论战达到了高潮。我们知道梁实秋为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做了一大贡献——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他在翻译方面有一套自己的想法。1929年，鲁迅翻译了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梁实秋读完后抨击说：
“硬译、强译、死译，一些稀奇古怪的句法，读了等于不读。”（《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鲁迅也马上写出《“硬译”与“文学阶级性”》进行反驳。而且在他的影响力下，当时文坛许多支持鲁迅的作家也加入了论战，矛头纷纷指向梁实秋，却纷纷被梁实秋骂败了，冯乃超就是其中一个。
据说鲁迅了解情况后，冷冷一笑，说：“乃超还嫩一些，这回得我来。”立马写出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翻译问题直接上升成了阶级问题、政治问题。
从此，两人的论战一发不可收拾，并且从文学领域不断向其他方面扩展。由于两人的个人修养与文化底蕴都相当深厚，这场论战俨然成为民国文坛壮观的盛事，观之可见世间百态。
1936年，鲁迅去世。但这次，作为“生平至敌”的梁实秋却没有发声，后来也再没有说过鲁迅一句坏话。多年后他的女儿去美国留学，才发现自己的父亲曾经创下那么惊天动地的事件，疑惑地问他：“您为什么那么恨鲁迅？”梁实秋低垂着眼帘，黯然说道：“没有什么仇恨，只是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同。”
张自忠是“二战”时期反法西斯阵营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他是集团军总司令，却亲自带兵冲在最前线。他曾在台儿庄血战日军，也曾默默背负汉奸骂名。在1940年的枣宜会战中，他身先士卒，身中数弹，牺牲时仅49岁。日军也很敬佩他，先为他的死而欢呼，之后又郑重敬礼。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十万民众为他扶灵送行。周恩来称他为“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他的一生看似复杂，却也很简单，可以用七个字来概括：“我以我血荐轩辕。”
1940年5月，日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5月6日晚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
1940年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的部队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1.5倍的敌人冲杀十余次。
张自忠殉国当日（1940年5月16日），38师师长黄维刚带领敢死队，端着轻机枪于夜间突袭南瓜店，奋勇抢回了张自忠的遗骸。日军则下令停止飞机轰炸，以免伤到张自忠遗体。
张自忠的尸骨运回后方后，经检视，他身上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两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随后，他的遗体被运往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安葬，路经宜昌时，十万军民恭送灵柩到江岸，其间日军飞机三次飞临宜昌上空，但祭奠的群众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
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臂戴黑纱，肃立在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28日下午，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因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三、名将张自忠的小绰号——张扒皮
梁实秋记录了自己在张自忠将军防地的所见所闻，表现了这位爱国将领身居高位而自奉俭朴的风范，对其谋国之忠和作战之勇深表景仰。文章不仅以敬佩之情写出了张自忠将军的高风亮节，而且表露出抗战时期，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匡世救弊的历史责任感。
你知道吗，梁实秋笔下令人敬佩的堂堂大将军，竟然有一个绰号叫作“张扒皮”！
1923年秋天，当时担任陆军检阅使兼第11师师长的冯玉祥，率军驻扎在北京南苑。张自忠当时在学兵营当营长。部队开始冬季大练兵，适逢连日大雪，天寒地冻，许多官兵产生畏难情绪。有一天，张自忠将全营官兵集合起来，大声问：“下雪天敌人发起攻击怎么办？”官兵们回答：“坚决抵抗！”张自忠接着道：“现在下了一场雪，你们就不想操练了，还谈什么打仗？我们当军人的第一条就是不能怕苦。现在，请大家都把棉衣脱了，跟我一起跑步！”说完，他径自脱了棉衣。全营官兵都愣住了，然后也纷纷脱下棉衣，跟在张自忠身后在雪地上跑步。从此，“张扒皮”的绰号不胫而走，在西北军中传开了。
四、北京仅有的三条“人名路”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几千条，其中有些路名的来历不一般，例如，以官职命名的文丞相胡同、广宁伯街，还有以特长技艺命名的刘兰塑胡同。
和人物有关的路名很多，可是真正以现代人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以及东城区的张自忠路。这三个名字属于三位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他们都曾在冯玉祥麾下服役，在冯玉祥担任二十九军将领期间，他们也都曾在北京居住。
这三条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沿用原有名称。“文革”时期，佟麟阁路曾经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决定恢复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为什么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上述三条街道的名称，在新中国还能被沿用呢？这是因为1952年6月11日，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是得到新中国认可，并给予庄重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