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举贤良 诱益后进
孔融一方面高才倨傲，自以为“当时豪俊皆不能及”（《九州春秋》），另一方面也颇具知人之贤。他宽容好士，有谁当面指出他的缺点，他在背后便要称道这个人的优点；如果了解别人的才能而未加荐举，就认为是自己的过失；其余哪怕有一毫之善者，也无不受到他的礼遇。正因为如此，他历官期间，“荐达贤士，多所奖进”。在北海时，他先后荐举了彭璆、王修、邴原等人，又表请朝廷为当时著名大儒郑玄在故里高密特立“郑公乡”。孔融做太中大夫时，每日宾客盈门，他感慨地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孔融孔融这种“喜诱益后进”的作风是始终不渝的，晚年任职少府时，还向曹操竭力推荐吴国名士盛孝章。他在《论盛孝章书》中十分同情“困于孙氏”、“孤危愁苦”的老友，慨叹“海内知识，零落殆尽”。希望曹操能向贤士伸出援助之手，大有“残年哭知己”之感（谢翱《西台哭所思》）。建安元年，孔融结识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祢衡。祢衡也是一位嵚崎磊落之士，他恃才刚傲，疾恶如仇，唯独与同他性格相投的孔融、杨修友善，而孔融也非常赏识祢衡的德才，上书给曹操称道他“淑质贞亮，英才卓荦。……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荐祢衡表》）。但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很有才华的建安作家，终于因为性格狂傲，不容于当世，而过早地招致了杀身之祸。祢衡的死，无疑是预示了孔融命运的结局。
跌荡放言 刚直见杀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社会思潮渐趋解放，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了。孔融虽然身为圣裔，自幼习儒，但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再加上他耿介豪纵的性格，其言论行为常有出格之处，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孔融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便装出行。在孔融心中，所谓孝道也是不足守的，他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谁能想到竟然出自他这位孔圣人的子孙之口呢？我们再联系到当时汉代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什么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无稽之谈不断见诸正史，那么，我们不得不佩服孔融的胆识了。
孔融是当时比较正直的士族代表人物之一，他刚直耿介，一生傲岸。早年刚刚踏入仕途，他就初露锋芒，纠举贪官，“陈对罪恶，言无阿挠。”董卓操纵朝廷废立时，他又每每忤卓之旨，结果由虎贲中郎将左迁为议郎。后来在许昌，孔融又常常发议论或写文章攻击嘲讽曹操的一些措施。太尉杨彪因与袁术有姻亲，曹操迁怒于彪，打算杀他。孔融知道后，顾不得穿朝服就急忙去见曹操，劝说他不要横杀无辜，以免失去天下人心。并且声称：“你如果杀了杨彪，我孔融明天就撩起衣服回家，再也不做官了。”（《三国志·崔琰传》注引《续汉书》）由于孔融的据理争辩，杨彪才得免一死。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其子曹丕纳袁绍儿媳甄氏为妻，孔融知道后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姐己赐周公。”曹操不明白这是对他们父子的讥刺，还问此事出何经典，孔融回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当时连年用兵，又加上灾荒，军粮十分短缺，曹操为此下令禁酒，孔融又一连作书加以反对。对于孔融的一再与自己作梗，曹操是早怀嫉恨的，只因当时北方形势还不稳定，而孔融的名声又太大，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开始对孔融下手了。他授意丞相军谋祭酒路粹诬告孔融“欲规（谋划）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罪状就是孔融以前发表的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那段言论。这样，在建安十三年八月，孔融被弃市，妻子儿女同时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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