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诸多的老师中，最为敬重的有三位：一位是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他青年时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
关于寿先生，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他“极方正、质朴、博学”。他教学严，“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他常帮助有困难的学生，鲁迅父亲病重，亟需一种“三年以上陈仓米”，鲁迅多方搜求未果便告知了寿先生。几天后寿先生自己背了米送到鲁迅家里，所以后来鲁迅无论求学南京，还是留学日本，或入京工作，只要回乡便不忘去看望寿先生。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回乡完婚，仅在家十天，也要去寿先生家坐一坐。1912年进京工作后仍与其保持书信联系，1915年底寿夫人病逝，鲁迅又主动送挽帐致哀。
鲁迅与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同样情深意厚，说“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到1926年，“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1935年，日本友人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要定稿时，他回信说：“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直到鲁迅逝世前，他还曾让增田涉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鲁迅认为：“他对我的热心的希望，小而言，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
鲁迅对章太炎先生的感情要比前两位老师复杂些。章太炎因早年热心维新运动的反清革命，成为一个学者兼革命家，他1906年流亡日本不久便主持《民报》，鲁迅常去报馆听他讲学。鲁迅不仅折服他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更钦敬他的革命精神。后来，“五四”运动后，章先生慢慢落伍了，白话文运动多年后，他不在维护文言攻击白话，鲁迅素所敬重的老师“原是拉车的好身手，”现在却“拉车屁股向后”了，怎么办？是尊师还是重道？鲁迅选择了后者，写了《趋时和复古》等文章，对章先生进行了尖锐批评。然而，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宣布要进行“国葬”；也有一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盖起来。于是，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
从鲁迅先生与他的三位老师之间的关系来看，鲁迅尊师，便尤其重道，这既是他尊师的标准，也成为后来为师爱生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