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原始时代，勤劳的黎族人民及其先民就能根据海南的独立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用自己的双手培植出适于旱地、刀耕火种的旱稻品种——“山栏稻”。1932-1933年，中山大学农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崖县(今三亚市)发现了“庞粒”的野生稻种，在保亭亦有类似的野稻栽培种发现。史书记载：“山稻，种于内图及黎山中，燔林成灰，因灰为粪，不需牛力，以锥土而播种焉，不加灌溉，自然秀实，连岁有收，地乃去之，更择它处。”山栏稻经过黎族的长期选育，成为适应性很强的旱稻品种，米质白，粘性强而芳香可口。如史书所记：“其粒绝白”，“味颇香美”的“黎米”“一家煮山栏饭全村香”。用黎米做“酒酉平”(黎语音译近似于“逼央”)，十分香甜，是待客的美味佳酿。
黎族人民及其先民精明能干，很早就懂得利用本岛“土生土长”的“吉贝”纺织“吉贝布”，吉贝布经手工艺术加工成了“广幅布”，并创造了纺、织、染、绩四大工艺，为中华民族棉纺织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纺织"广幅布"的原料是“海岛棉”，黎族称为“吉贝”。其品种有两种，一是“吉贝盎”，种植在山栏地，4月种，10月收。其枝叶繁多，耐旱，抗伏，高约2米左右;二是种在屋前或室后的“吉贝”，易种植，一株可分数千万小树桠，要搭架，面积有室庭大。《尚书·禹贡》云：“岛夷卉服，厥篚织贝。”
有专家考证“岛夷”含有黎族先民;“吉贝”即黎族的“吉贝”。可见用“吉贝”纺织加工成的“广幅布”至少应是春秋时代。汉代，广幅布有极大发展，大量的“黎锦”、“黎单”、“黎幕”、“黎衤甬”、“黎毯”等的出现，《汉书·地理志》云：“黎族人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除自用外，还远销广西桂林等地，被“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并成贡品;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
乃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杰出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将黎族人民种植海岛棉的传统技术和纺、织、染、绩四大工艺传给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促进了宋元时代棉纺织业的发展，使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纺织业的中心，并促进了民族大团结。
黎族是我国岭南民族之一。由南越族演变而来，主要聚居在海南省中南部的琼中县、白沙县、昌江县、东方市、乐东县、陵水县、保亭县、五指山市、三亚市等七县二市之内，其余散居在海南省的万宁、屯昌、琼海、澄迈、儋州、定安等市县。“黎”属他称，其对外自称是甚为统一的，主要的自称国际音标记作“ɬai”，汉字音译一般作“岱”，不过由于分布地区不同和方言的差异，有“dai”，“tai”等变音，而黎族内部各支系为了相互区别还有“哈”、“赛”、“杞”、“美孚”、“润”。
黎族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西汉曾以“骆越”、东汉以“里”、“蛮”，隋唐以“俚”、“僚”等名称泛称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海南岛的黎族先民也包括在这些泛称之内。“黎”这一专有族称始于唐末，到宋代才固定下来，沿用至今。黎族是壮侗民族后裔。译音“俚”“里”“李”“黎”，在壮语中的意思是“蛇”的称呼。
据考古发现，海南岛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遗址有130处，大约距今五千年左右。史学界和民族学界研究认为，这些新石器遗物的主人是黎族的先民。是黎族先民开发了海南岛。秦汉时期，海南岛同汉王朝关系密切，汉武帝先后数次派兵打开琼岛，设置珠崖、儋耳两郡，部分大陆汉人迁居海南岛，与黎族土著居民杂居。以后，汉族大量移民海南岛。“村人”、苗族和回族也先后迁徙入岛。大量移民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铁器）和生产技术（农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宋末元初，杰出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年轻时因不堪封建家庭虐待逃至崖州，曾在崖州居留40多年（一说30多年），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术，回故乡乌泥泾（今上海县华泾镇）后，在黎族传统纺织工艺基础上加以改进，创造出一套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和技术，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元初，封建统治者采取羁縻政策，任用“峒首”为世袭“万户”、“千户”，加速了黎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激起黎族人民不断起义。
明、清两代，封建地主经济在黎族社会中已占统治地位，大部分黎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与当地汉族相近，出现了定期的市场和墟场，槟榔、椰子和牛只等成为大宗输往大陆的货物。在五指山腹地则仍保留原始公社残余的共耕制生产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