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7-10-16
民国时期各类拼音法并存的混乱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49
年10 月10
日，新中国成立仅十天，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便宣告成立，吴玉章为常务理事会主席。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1952 年2 月5
日，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简称“文改会”）成立大会上，马叙伦传达了毛泽东的新指示。毛泽东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订。但何谓民族形式，毛泽东等人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经过将近一年的激烈讨论和设计，1953
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终于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不料，毛泽东在详细审读后，认为这套方案虽然在拼音方法上较为简单，但是笔画太复杂。他认为，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不要复杂。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委员们开始分头制订新的拼音方案，但还是不能让人满意。
看着文字改革即将进入死胡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遂于1955
年10 月15
日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一个改变中国文字改革进程的重要人物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就是被誉为我国“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当时，准备赶回上海上课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有光，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留在文改会。尽管周有光的老本行是经济学，但解放前他就曾在上海参加过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动。
1954 年，一直对语言文字感兴趣的周有光，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字母的故事》。“这本薄薄的小书，笔调活泼，深入浅出。对于字母的起源、发展与传播讲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周有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一年，就在拼音方案小组的委员们对“何谓民族形式”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周有光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在文中，周有光这样说道：“民族形式的形成，要经过一个习惯培养的时期。经过培养，胡琴可以变成国乐，旗袍可以变成汉服，外来的字母可以变成民族字母。对于英语来说，拉丁字母也是外来的字母，用它来拼英语，便成了英国的民族形式了。汉字的形式不适合字母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们与其另起炉灶，还不如采用它。”
此后不久，周有光便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鉴于当时苏联已将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中国与其是盟友，一些人又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在文字上结盟。于是，关于汉语的字母形式，再次引起激烈争论。
此种形势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经过仔细酝酿，他于1956
年1 月20
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毛泽东说，“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凡是外国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1956 年2 月20 日，《汉语拼音方案( 草案)》出台，草案明确提出：“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8 年2 月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一方案。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