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分析评价荆轲必须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有人说，秦统一天下既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实际上就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应如何认识这一点？荆轲的行动能否看作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应从历史的角度作具体客观的分析。战国后期，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迫切渴望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安定的国家。因而，秦统一天下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而对统一天下起着重要作用的秦始皇，我们也应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但是，能否就此得出结论：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凡是曾进行过抵抗的国家和个人都应予以否定呢？当然不能。因为，秦国统治者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统一天下的主要形式是兼并战争，而这种战争充满了掠夺性和破坏性，因而，给被兼并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如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就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人，而亡者大多是农民。在战争中，“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之为臣妾。”（《战国策?秦策》）战败国则对战胜国还要徼纳贡赋，人民承担着更重的负担。因此，对于秦国的兼并，六国人民往往是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进行坚决的抵制。总之，历史的进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因而，我们肯定秦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也高度评价屈屈原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也充分肯定荆轲反抗暴秦的正义行动，肯定他大义凛然的英武气魄。
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应肯定秦的功绩；而从对侵略者的反抗，代表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这个角度看，又应充分肯定荆轲的行动。
二、有人说，荆轲刺秦王只是为了报答太子的知遇之恩。所以，荆轲这个人是不值得肯定的。这个看法是否正确也应作具体的分析。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行刺失败却天下皆知，短短的两句诗也永垂于千古。在诗里表现雄壮的情绪之难，在于令人心悦诚服，而不在嚣张夸大；在能表现出那暂时感情的后面蕴藏着的更永久普遍的情操，而不在那一时的冲动。大约悲壮之辞往往易于感情用事，而人在感情之下便难于辨别真伪，于是字里行间不但欺骗了别人，而且欺骗了自己。许多一时兴高采烈的作品，事后自己读起来也觉得索然无味，正是那表现欺骗了自己的缘故。《易水歌》以轻轻二句遂为千古绝唱，我们读到它时，何尝一定要有荆轲的身世。这正是艺术的普遍性，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而诉之于那永久的情操。 “萧萧”二字诗中常见。“风萧萧”三字所以自然带起了一片高秋之意。古人说“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而这里说：“壮士一去不复还”，它们之间似乎是一个对照，又似乎是一个解释，我们不便说它究竟是什么，都是短短两句诗中表达了无限的哀伤，烘托出了气氛的悲壮。荆轲慷慨悲歌表达了为国牺牲，义无反顾的精神。即使到了今天，听了也非常伤感，不经意会流下了热泪。仿佛看到当年荆轲拉着秦舞阳跳上车，义无反顾地前往秦国都城咸阳。 荆轲身上体现的以弱小的个体反抗强暴的勇气和甘为高尚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主义献身的牺牲精神值得千古流芳。在这点上，我们反对电影《英雄》中以“天下”为幌子为暴秦的专制集权辩护、抹杀反抗专制暴政的英雄行为的崇高价值的立场。然而燕太子丹“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的政治决策不能不让后人反思，就象北宋文豪苏洵在《六国论》中所写得：“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也。” 荆轲等战国游侠不是凡夫俗子，他们是具有政治价值观和抱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超越物欲，将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国家民族、自由正义等形而上的信念上。但作为理想主义者，要想在社会上建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功业，必须要具有勇气和智慧。所谓勇气就是那种明知行动会招致自身的伤亡，也要以微弱的自身与强大的对方挑战的只知正邪、不计损益的高于常人的气概。政治事业是对大道高义的奋争，是拯济天下的伟业，它需要那种“虽千万人，我往也”的执着和勇气，需要那种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论万世不论一生，论顺逆不论成败的节义。真正的政治家是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是政客，他要为某种价值观而献身。没有这种勇气、节义，政治家就会成为投机分子，在事业关头权衡个人的利益得失，将一己之利置于政治事业之上。 社会上的竞争有时如同作战，只有勇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斗争中的胆怯、退让、委琐，反而给对手以可乘之机，也使决策出现失误，使事业蒙受损失。只有勇气，才能激发起人们越挫越勇的斗志和破釜沉舟的决心。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血性和勇气，才能促使对手的最终败退。倘若英雄志士连向困难挑战的勇气都没有，那就看不出其与一般民众有何异同。勇者给人以精神上的依赖、依靠和信仰，使人们发觉跟着勇者，就无所谓恐惧和失败。勇者奋不顾身的气概和以身作则的先锋形象，使下属和同志焕发起了如火如荼的热情，使他们象勇者一样忠诚和勇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事业失败了，对志士们的素质和技术方面的错误进行检讨反省是一回事，对他们的勇气、节义和高尚品质的肯定和尊重是另外一回事。 就社会上的众多事业如同作战和与对手较量而言，勇气是第一位的，但就事业一定要取胜这一功利目的而言，智慧显得异常重要。正如苏洵在《六国论》中指出的：燕太子丹之所以使荆轲刺秦王，是想阻止秦国攻燕，甚至想挟持秦王归还被占领土。但他采用的手段不仅没有达成他的目的，反而招致了燕国的灭亡，导致身死国灭。荆轲刺秦王在政治决策上显然是很幼稚的败笔。荆轲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形象，但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与最初的战略目的背道而驰。 政治家切勿好高骛远，心浮意躁。强行实现过高的目的是不可能的，所期望的局面不会由于政治行动马上来临，“心想事成”只是神话。政治家要审时度势，权衡得失，考证行动的现实可操作性。政治中的退让、等待、忍耐比勇猛的义无返顾有用的多。政治就是一门把握可能性的艺术，在一个阶段不能干的事就应该不干,周易中讲“灭蠖之屈，以求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韬光隐晦、以退为进、必要的退却、坚韧的耐力方可行事。凭着血气之勇的刺秦，固然可以赢得千古英名和美学价值，但却既给行动者本人造成了劫难，又对事业进程毫无补益。 政治决策需要高度的智慧，它要考虑目的与手段的相互联系；考虑斗争方式是否最为妥贴，考虑成本、代价和负效。政治家不是仅有血气之勇的匹夫，他要运筹谋划，考虑事业的最终胜利。他始终将斗争目的与自己的每一行动联系起来，他要使事业减少谬误和挫折，以最小的成本换得最大的收益，最终使目的以最令人满意的速度和状态出现。最关键的，真正的政治家是那种实现了从理想主义的英雄到务实的政治家的转变的人物。所谓务实的政治家，是那种把目的的真正实现看得高于一切的政治家。他不看重道义上的清名、一时的成功和暂时的退却；他看重的是谋略、实力、效用和最终的胜利。 一说，荆轲墓在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吉山镇李胡同村西南不远处。荆轲刺杀秦王未遂而被杀，葬于此。 河北省易县城西荆轲山上，有荆轲衣冠冢。陕西咸阳有荆轲墓。 附：荆轲墓联：身入狼邦，壮志匹夫生死外；心存燕国，萧寒易水古今流
参考资料：http://www.5ykj.com/Health/gaoyi/583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