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里大多是“男尊女卑”,这跟“神临”的年代/时间有关?如今男女平等难道人已超越神?又或妻管严怕老婆

阴盛阳衰(不要掩耳盗铃说是爱)是否已逆天?哈哈

第一题:我觉得有三个!一是湘君虔诚的期待,徘徊在洞庭湖的山岸,渴望湘夫人的到来。二是纯粹的幻想与湘夫人如愿以偿相会的情景。三是失望之后,仍然无法抑制心中的相恋。

第二题:《湘夫人》是《楚辞·九歌》组诗十一首之一。“湘君”和“湘夫人”据说是湘水的一对配偶神,湘君是男神,湘夫人则是女神。他们的形象与民问关于虞舜和他的两个纪子娥皇、女英的传说有密切关系。传说中说,大舜巡视南方,二妃末从行。舜在巡行过程中,死于苍梧之野。二纪追踪至沅、湘之间,听到大舜已死的消息,于是自投湘水而死。楚国人民本具有高度的想象力,于是二妃的形象就逐渐演变为湘水的配偶神。湘水是楚国境内所独有的最大河流。湘君、湘夫人这对神祗反映了原始初民崇拜自然神灵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神人恋爱”的构想。楚国民间文艺,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氛,祭坛实际上就是“剧坛”或“文坛”。以《湘君》和《湘夫人》为例:人们在祭湘君时,以女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君;祭湘夫人时,以男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夫人,各致以爱慕之深情。他们借神为对象,寄托人间纯朴真挚的爱情;同时也反映楚国人民与自然界的和谐。因为纵灌南楚的湘水与楚国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她像慈爱的母亲,哺育着楚国世世代代的人民。人们对湘水寄予深切的爱,把湘水视为爱之河,幸福之河,进而把湘水的描写人格化。神的形象也和人一样演出悲欢离合的故事,人民意念中的神,也就具体地罩上了历史传说人物的影子。湘君和湘夫人就是以舜与二妃(娥皇、女英)的传说为原型的。这样一来,神的形象不仅更为丰富生动,也更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在情感上靠近,使人感到亲切可近,富有人情味。

诗题虽为《湘夫人》,但诗中的主人公却是湘君。这首诗的主题主要是描写相恋者生死契阔、会合无缘。作品始终以候人不来为线索,在怅惘中向对方表示深长的怨望,但彼此之间的爱情始终不渝则是一致的。

《湘夫人》是一首很有特色的爱情诗。以景现情,寓情于景,可以说是这首诗的一大特色。《湘夫人》的景物描写十分成功。它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与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相映衬,即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诗人将湘君与湘夫人约会的地点放在湘水一带,时间又是在秋天。整个画面是秋天水上景色。这就为诗中主人公提供了抒发相思愁苦的自然环境。在湘君的心口中,以为“帝子降兮北渚”——湘夫人曾经在约会的地点(北洲)等待过自己。然而当他到来时湘夫人已经离开了。他望穿秋水也不见对方影子,心中忧伤万分。“目眇眇兮愁予”中的“愁”顿时在此环境中触发。“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是进一步借秋景来渲染、扩散和深化这相约未见的愁情。主人公不见心爱的佳人到来,白极想会见至没有会见,中间的心理落差非常之大,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主人公的情绪体验染上了某种色彩,于是构成一种审美心境。这时,在湘君的眼中,尽是令人黯然神伤的凄凉景色:秋风瑟瑟,似乎凉意渗透心间;落叶纷纷,犹如一颗沉重的心渐渐下沉;微波荡漾,犹若“心波”起伏。湘君面对这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心事茫然,愁绪四溢。情与景,水乳交融,把读者带入一个美妙的意境。

起先湘君因为没有见到对方而心中忧伤,但他心中还是抱着希望,也许等一会儿还会来的,于是在傍晚作好迎接的准备,不断地朝远处眺望。这也是符合人物心理活动的。“登白薠”二句就是写这种心理的。他再等仍不见湘夫人到来,心绪必然越来越糟糕。这时正值傍晚,鸟儿归巢、渔人收网的景象使他想到自身的处境,更感失约后的孤独和苦恼。在对比中产生联想,在联想中把现实的景物扭曲为假想景象,原先看到的景象发生变形:“鸟何”、“麋何”、“罾何”、“蛟何”四句,就是主人公在极度懊丧的心情下出现的假象——扭曲了的景象。“荒忽兮远望”正说明他精神恍惚,因而产生与现实景物完全颠倒的幻象。这种现象的发生,既是复杂的心理现象,又是合理的心理流程。等他清醒过来时,仍不死心,又骑马渡江到西岸去耐心地等待。一旦听说湘夫人“召予”,喜不自胜,忙着做迎接湘夫人的一切准备。以下一系列环境描写,都洋溢着惊喜欢快的气氛,似乎幸福美满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主人公的心情与周围环境的描写又都转为明丽欢快,情与景协调得非常自然。忧伤痛苦转而为喜气洋洋,这正是将现实中没有实现的事寄托于幻想中,把失掉的东西幻化为美好的东西,从而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满足。湘君的心灵世界就是在现实的和虚幻的境界描写中披露出来的。

层次重叠交叉,又能一以贯之。这首诗在结构上也颇具特色,它以湘君赴约不遇时的情感活动作为中心线索,把景物变化、人物活动都串连起来,既有曲折起伏,又能融会贯通。

从情感的结构角度看,这首诗是以“召唤方式”呼应“期待视野”。《湘夫人》既然是迎神曲,必然是以召唤的方式祈求神灵降临。全诗以召唤湘夫人到来作为出发点,以期待的心理贯穿其中。诗的前半段主要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时那种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期待心情。中间经历了忧伤、懊丧、追悔、恍惚等情感波动。这些都是因期待而落空所产生的情绪波动。诗的后半段是写湘君得知湘夫人应约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在有缘相见而又未相见的期待心情中忙碌着新婚前的准备事宜。诗的末尾,湘夫人才出现,召唤的目的达到,使前面一系列的期待性的描写与此呼应。实际上,后半段的描写不过是湘君的幻想境界。出现这种幻象境界,也是由于期待心切的缘故。整首诗对期待过程的描写,有开端,有矛盾,有发展,有高潮,有低潮,有平息。意识线路清晰可见。

这首诗还有着明暗对应的双层结构方式。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有明有暗,明暗结合。抒情对象既可实指,又有象征性。在描写实境时,主人公的情感是表层性的,意旨明朗,指事明确,语言明快,情感色泽清晰,高低起伏,强弱大小,都呈透明状态。如诗的后半段写筑室建堂、美饰洞房、装饰门面、迎接宾客的场面,就属于表层性的,即明写。从“筑室兮水中”至“疏石兮为芳”,是从外到里、由大到小;从“芷葺兮荷屋”至“建芳馨兮庑门”,又由里到外。线路清楚,事实明白,情感的宣泄是外露的,是直露胸臆的方式,淋漓酣畅,无拘无束,少含蓄,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

从深层结构看,这首诗又有着寓情于景的表情法。景物不是原来的样子,如“鸟何”、“罾何”、“麋何”、“蛟何”等句;或是带上感情色彩的景物,如秋风、秋水、秋叶的描写。情感的流动较蕴藉、含蓄、深沉,如海底暗流,不易发觉。因此需要通过表层意象加以领会。

这种双层结构,明暗对应,相辅相成,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增大情感的容量,使情感的表现呈立体状。

另外,全诗所描写的对象和运用的语言,都是楚化了的,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白芷、白薠、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鸟、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动物、植物和矿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气氛等,无不具有楚地的鲜明特色。诗中所构想的房屋建筑、陈设布置,极富特色,都是立足于楚地的天然环境、社会风尚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土壤上的,否则是不可能作此构想的。

语言上也有楚化的特点。楚辞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湘夫人》也不例外,如“搴”(动词)、“袂”、“褋”(名词)等。最突出的是“兮”字的大量运用——全诗每句都有一个“兮”字。这个语气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啊”字。它的作用就在于调整音节,加大语意、语气的转折、跳跃,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湘夫人》以方言为主,兼有五七言。句式变化灵活。这种“骚体”诗,是继《诗经》后新出现的自由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

第三题:《湘夫人》是屈原《楚辞·九歌》中的一篇。二者写的都是悲欢离合的故事,在主题、人物、情节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同中又有异。这两诗间的“同”与“异”呈现出复杂形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乍看类似,深入研究却发现许多异点。

诗体、结构不同。《氓》是一首叙事诗,它是以叙事为主,兼有抒情,侧重于写时间过程:完整地记述了一个女子从恋爱到结婚以及婚后三年的痛苦生活,直到被遗弃的“始乱终弃”的全过程。基本上是按事态的发展顺序作如实描绘。生活是怎样,就把它写成怎么样。作者虽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进行惟妙惟肖的刻画,并把悔与恨熔铸于叙事之中,但在客观叙事中却带上了主观感情,在抒情中又显示出事态的发展,这首诗读后令人感受最深的不是再现事件的本身,而是像抒情诗那样的主题性情感,叙事也着重给人以情绪性的感染。如女主人公的思绪意脉是能寻得到的:她被弃返归,涉洪水,见枯桑,不由得不回顾在恋爱结婚中的欢乐愉快,同时又想到婚后“三岁食贫”充满辛酸的生活。若拿“淇水”作为见证,她婚前欢乐,婚后悲伤,其轨迹由欢乐到悲伤,到决绝。总之,用极少的文字简练地写出了婚姻悲剧的整个发展过程。

《湘夫人》基本上是抒情诗,兼有叙事。以抒情为主,侧重写心灵,抒写一个男神“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急切等待与失望惆怅之情。全诗大体按期待心理和感情流程这条“意脉”来组织编章结构。不过它不像《氓》诗的意脉那样浮在诗的表层结构,而是潜在诗的深层结构。我们须像孙猴子那样学会变,潜入到诗人的意识之中,用诗人的眼光去观察,用诗人的感情去体验,用诗人的头脑去思维,就会发现抒情主人公那因赴约不遇而产生的激烈情感变化,他由忧伤到懊恼,到恍惚,到幻想,再到解脱,是遵循“情感逻辑”的发展过程来描写的,情感性重于形象性,并贯穿始终。从抒情角度看,全诗曲折委婉、细致入微地抒发了那种等人不来的相思之苦,写出了那既疑虑又信赖,既怨恨又爱恋,想决绝又万万不能的种种复杂感情,就其内在感情流程而言,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尾。是诗人流动的意识,将那些散乱的片断结成了一个整体。如从叙事角度看,全诗从湘君刚到约会地点写起,一直到他离去,这也是个时间的全过程。

总的看,《氓》的记叙性,客观性比较强,它是以“事”动人;《湘夫人》的抒情性,主观性比较强,它是以“情”动人。这从期待心理的描写看得更清楚。《氓》诗中女主人公与氓“秋以为期”之后,写她真诚相思和等待嫁氓的急切心情,是“乘彼 垣”而“望复关”,其结果是“不见复关,泣涕涟涟”;一旦见了就笑逐颜开。通过“不见”与“既见”,一愁一喜的对比描写,把个痴心少女出嫁前的音容笑貌和内心感情合盘端出,栩栩然神态宛如在目。可谓化工天籁之笔。同样是写期待视野,湘君思念湘夫人望而不见,他就“登白薠”而“骋望”,用极目远望来抒写他望得越远越好的急切心情。还写他“目眇眇”“荒忽兮远望”,真有“望眼欲穿”的劲头。这主观性、夸张性是显而易见的。

创作思维、状物写景不同。《氓》是记实篇章,它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作者主要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并提炼加工,使之典型化。诗中的洪水、桑树、蚕丝、 垣、班鸠等,大都是女主人公所在农村周围的景物,这使全诗充满了十分浓郁的生活气息,给人一种真实感。诗人就是通过这些生动、逼真的景物描写来创造环境,制造气氛,渲染烘托人的感情和心理。如三写淇水就生动地再现了女主人公命运的变化。当她与氓初恋时,“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心情十分欢快,送了一程又一程。后来她被遗弃返家时,却是“淇水荡荡,渐车惟裳”,用淇水的涨落标志时间的变化,象征命运的不济。最后又以“淇则有岸, 则有泮”来比衬女主人公受遗弃的深远无边的怨恨。《氓》是以现实生活物象构成自己作品的形象体系,以现实的方式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其作品的内涵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的特征,侧重于客观现实的再现。

《湘夫人》是记神抒情篇章,写的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东西,以神话传说构成自己作品的意象体系,以非现实的方式反映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其作品内涵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征,侧重于主观思想的表现。当时楚国人相信那些天地鬼神同人一样,也有爱情生活,也有悲欢离合。屈原就在舜帝与娥皇、女英爱情传说及湘水神话的基础上,驰骋他那天才的想象,对民间祭祀乐歌进行加工,把人世制度神化,把自然人格化,把生活社会化,把人物塑造成既有神的虚幻迷朦,光怪陆离,又有人的悲欢离合,感伤失意,蜘蹰徘徊的特有艺术典型。诗中的北渚、洞庭、兰芷、蛟、江皋等,大多是湘水边的景物,特别是那最纯洁、最美好的香草玉树为佳人“筑室兮水中”的洞房设计,极富神话色彩。不管是建房造屋,粉饰洞房,还是装潢门面,迎接贵宾,写得具体细致,五彩滨纷,令人有迎接不暇之感。特别是连用了“荷花”、“荪草”、“紫贝”、“芳椒”、“桂树”、“玉兰”、“白玉”、“杜蘅”等奇花异草,一方面美化环境,渲染气氛,活画出一个一切都无限美好,处处喜气洋洋的结婚氛围,使整个画面呈现为人间看不到的绚丽多彩的幻奇境界;另一方面香草、玉树是一种比喻、比拟,明写美物美事,暗写美的人美的心美的事物。美的画面衬托着动人的爱情,动人的理想。

最根本不同还在于创作立意上。《氓》诗写一个女子在爱情婚姻上的不幸遭遇,写她被休的怨恨,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反映了在男女不平等社会中爱情、婚姻、家庭的悲惨命运。而《湘夫人》写的是爱情的思恋幽怨之情,表现了湘君对爱情的坚贞,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氓》比《湘夫人》更富现实性,《湘夫人》比《氓》更富理想性。

一般称“诗言志”、“诗缘情”,两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其实是统一的,“情志”是结合的。不过“诗言志”所涉及到的“情”,是“发于情,止乎礼”的,这个“情”要合乎礼义,不得超越。这运用于《诗经》恐怕更为妥切些。《氓》写作于周室东迁以后,那时封建的生产关系尚处于萌芽阶段,封建思想意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传统。以爱情而言,当时男女间的交往比较自由,还没有封建礼教体系形成以后那么禁卫森严。尤其是在郑国、卫国一带,风俗比较浪漫,城隅河边,桑间濮上,男女青年幽期密约,乘简赠药,投李报桃,是极寻常的事。《氓》诗中女主人公与氓就是自由恋爱的。这从“总角之宴,言笑宴宴”的叙述可知,他们还没有成年时就认识了,成年以后,男方借口“贸丝”到女方家中求婚得到了允诺,于是没通过媒人说和,就结成了夫妻,而且是女从男子而去。我们说女主人公的恋爱是自由的,但婚姻并不幸福。婚后她虽不嫌贫苦,夙兴夜寐的辛勤操持家务,但却没有得到氓的应有感激和报答,反而受无情冷落、虐待,直至被遗弃。这是为什么?悲剧产生的原因在哪里?除了氓这个人“二三其德”的恶劣道德品质外,主要是社会造成的。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形成,男子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逐步扩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日渐提高,而妇女丧失了经济上的独立,处于从属地位,男尊女卑已成为天经地义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反映在婚姻上,就是夫妻关系的不平等。在家庭中丈夫是主宰,支配着一切;而妻子则是附庸,听凭丈夫的摆布。氓对妻子的态度:婚前是羊,婚后是狼。婚前装出奴才的样子,甜言蜜语,求婚求爱;婚后摆出老爷架子,一旦占有了女人的身体,也占有了支配妻子的权利之后,就原形毕露,任意奴役、虐待妻子,最后终将她抛弃。我们看,建立在阶级社会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关系就是一种不平等,不合理的关系,在妇女身上,男性所寻求的是对她们的财物、劳力和她们青春美貌的攫取,一旦这些被吃光榨净,男性就会翻脸不认人。所以说这种夫妻关系只能是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关系。所谓爱,只不过是笼罩着这层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我们再来看女主人公,她虽然愤怒谴责了氓的薄情寡义,并表示与他决裂的鲜明态度,然而她却无力改变自己的不幸命运。她所发出的“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热情呼喊,不仅包含着她自己的惨痛教训,也是干百万妇女在封建制度下的真实悲惨的反映。它还告诉我们,这里所说的“志”,没有超出封建伦理道德的范围。从诗中可知,这个女子不幸和所遭到悲剧的直接关系原因,是她私订终身后所托负心汉而造成的。最初她向往、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是在“子无良媒”的情况下私订终身的,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当时社会乃至后来是不容的,把它看作是“淫”,是大逆不道的,周围压力相当大,社会舆论有,亲戚朋友的闲言碎语也不少,连统治阶级的学者也不放过,宋代朱烹就抨击该诗是“此淫妇为人所欺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称女主人公是淫妇,是对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女子的诬蔑。甚至连她的同胞兄弟也讥讽嘲笑她。可以说女主人公是封建礼教和不合理的夫权制度双重压迫下的牺牲品。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特点,从而诗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

《氓》诗中女主人公是礼乐传统所要求塑造、陶冶的具有普遍性的群体情感形式。而屈原所塑造、陶冶的湘水神形象是有自我参加的个性化情感。“正是这种异常具体而个性化的情感,给了那情感的普遍性形式以重要的突破和扩展。它注入情感的普遍性形式以鲜红的活的人血,使这种普遍形式不只是‘诗言志’,而可以是:‘怆怏难怀’、‘忿怼不容’。” 从文学继承关系来说,《楚辞》的出现,是在楚国本身诗歌艺术的发展基础上同北方文化接触后所酝酿而成的一种现象,“是北方文化给予南方文化的影响。” 当时“北学于中国”,屈原接受了儒学传统是无疑的,“他那积极入世,救国救民的精神观念,他那始终关怀政治的顽强意志和忠挚情感,他那人格追求和社会理想,都与儒家有关。”屈原“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现象,与最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它还没有受到严格约束,“从而不像所谓‘诗教’之类那么多的道德规范和理知约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的更为自由和充分。”

在《湘夫人》诗中,屈原打破了按一般时间、空间、事理逻辑来结构作品的常规,而是以诗人意识流动的轨迹来贯穿全篇,把主观和客观,虚境和实境,心象和物象,乐景和哀景等对立要素连结成一个整体,使这些两极对立的要素在碰撞中纠结,相反相成,从而把无形的难以再现的人的内在情感的起落翻腾表现的极其动人,使读者与诗中人物相呼吸,共哀乐。

进入“诗言志”领域,“这情感仍是普遍性的群体情感的框架符号。”而屈原之“情”虽然发自个体,却又依然是一种广泛地对人生、生死、离别等存在的哀伤、感慨。他“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及整体生命在他的作品上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可以说他是冲破了“止乎礼义”的束缚来抒发情感的,湘君对幸福爱情生活的无限陶醉,对无限美好理想难以遏制的追求,正是“寻找一条走出现实环境的道路。”把失掉的东西化为美的东西,从而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满足——化悲为喜,艺术地创造了一个假想的“世界”,甚至用幻想、梦境来表现现实中应该有而实际上还没有的事物,“唤起人们生活中理想的光辉,激发人们的追求和向往。”这同《氓》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比较侧重于冷静地描写客观生活,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有人说现实主义是以“冷”、“冷静”为特点,通过冷静地刻画客观生活、客观事物来表现作者的倾向;而浪漫主义则是以“热”为它的标志,热情奔放,热情洋溢,甚至以火山喷发似的热情来讴歌自己的理想,凭借想象的翅膀来纵情抒发理想、情感,以推动现实的发展。我们说屈原在这祠神创作时,一方面写湘水之神的爱情,创造出一种渴望而难得的美好境界来补偿现实生活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把自己的政治情感倾注进去,寄于他的理想。整首诗交织着思慕与顾虑,渴望与失望,欢乐与忧伤的矛盾起伏情绪,正是诗人政治上失意的苦闷以及明知志向难酬却仍不甘沉灭的心理的反映。屈原热爱楚国,坚持进步的政治思想,把希望寄托在楚怀王身上,但他受到守旧贵族们的攻击、陷害,直至被逐在外。屈原的热烈追求变成深深的失望。但他在流放中仍忠贞不渝,不放弃执着的追求。可以说诗中抒情主人公的情绪就是屈原改写这祭歌时感情的不自觉流露,这是借艺术形象的整体来托寓自己感情和意绪。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会发现民族文化之间,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是长期存在的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它构成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各部分既互相独立又相互依存,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理想与现实也是连在一起的,一定的理想由一定的现实决定的,是在现实基础上产生的;而一定的现实又必然发展到一定的理想。今天与明天二者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正如王国维所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心邻于理想故也。”这就告诉我们,侧重于写实(如《氓》)也好,侧重于写理想(如《湘夫人》)也好,只能是“侧重”而已,不能截然分开。我们以上的对比分析,是从有利于研究而提出的。写境、造境、现实、理想,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中都存在,都适用,只不过使用目的不同罢了。但就追求艺术真实,塑造典型上看,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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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1-10-19
基督教从来没有说过男尊女卑,是有说过女人必须服从男人,可前提是男人必须爱女人。有时爱其实比服从更难。因为服从是只要听到什么就做什么,而爱却要用心。追问

说基督教没有男尊女卑的有两种人 1:不了解基督教 2:基督徒的狡辩 我出生就“受洗”现在是远离上帝的天主教教徒(有罪啊!冒犯各位啦!)不完信“科学”。信*比神更神*的存在!!!宗教里面的神确实是不够神嘛!难道有些事情是天机不可泄露。在愚人看来迷信科学/宗教都是无知的表现——好像矛盾了---其实没

追答

每个人对男尊女卑的理解不一样,你认为服从就是卑微,可是并非如此,服从是一种爱。说基督教没有男尊女卑的有两种人?你的脑子有问题,首先我比你更了解基督教,再说男尊女卑是孔子最先说的。狡辩有什么意义。所谓狡辩是指把人们不认同的观点,用歪门邪说变成真的。中国人那么崇拜孔子,还需要狡辩吗?那不是与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划清界限吗?基督徒有那么傻吗?

追问

正视各教“经义”的瑕疵/硬伤, 有伤才可能有真。假今天全修复--------十年百年千年后定呈新伤。无视或拼命去“圆”实乃普度众生(传教)大忌。这个“大事情”谈的越多我的无知会暴露的越多,所以利用这名言“-言不知 / 知不言" 我开始不懂装懂了。

追答

你能否从经文里找出来一句话?比如说像“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你很勇敢,方舟以外你应该知道吧?他是百度上最无耻的反基督人士。可他就不敢承认自己的无知。还有在这里造谣的这个Chinesemike101,他嘴里就没有句真话。绅士(gentleman)这个词可是从基督教国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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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11-10-19
现在是阳盛阴衰吧,你看看男的都多出多少了、其他的我不知道,基督教并没有提倡男尊女卑,而是说男女分工不同,男的负责劳动,女的负责持家,两人合作教育小孩,孝顺父母,因为男女力气不一样,优势不一样啊!小孩依赖女的是天性,女人很细心所以做家务,做饭洗衣服织毛衣等都可以做,男人力气大就可以去地里干活或者牧羊,现代社会就是男的出去应付饭局什么的,这些女的又干不了,一不小心就被占便宜了。

参考资料:团队【仰望十架】

第3个回答  2011-10-19
这是模式的征兆
人类大审判的症状
人违背神的顺兴,男尊女卑,绝对导致社会的失调
而且告诉你,外国女性很自立的,没什么男尊女卑,
只有中国发生着问题
第4个回答  2011-10-20
平等和尊敬是自己努力争来的,别人给不了你,神也给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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