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一大主题，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不断的向南进攻农耕文明。
这里的“游牧民族”并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民族。有时候会同时出现许多不同的游牧民族，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松散，并不是严格的从属关系。就好像著名的“淝水之战”，苻坚战败后，由于民族的军队就更不服他，形势就变成了墙倒众人推。
正因为北方游牧民族不止一个，所以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北方民族不断向南进攻，其中有些彪勇善战的，他们率先跨过了长城，占领了中原的花花世界。我们知道，生活环境决定了民族文化。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要想长期待下去，就必须接受农业文明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时间一长，这些民族渐渐汉化成了农耕文明。可是北方还有其他的游牧民族呢，那些游牧民族也想占据中原啊！
结果就是，之前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也要以农业文明之力，去承受更北边的游牧民族的凶悍进攻，风水轮流转了。
北魏时期，孝文帝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入主中原后，孝文帝为了能更好的统治中原，他把首都从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迁到了河南省洛阳市。整个鲜卑族的上层贵族，都被他搬到南边来了。因为还要抵御北方其他民族的南侵，在南迁以后，还必须得在北方留下一批防守部队。这批防守部队因为驻扎在六个军镇（军事据点）里，被称为“鲜卑六镇”。
要强调一下的是，这个时候鲜卑刚入主中原，六镇尚未完全汉化，六镇的士兵还都是战力强悍的游牧民族战士。
这个时候出事了。
因为孝文帝在洛阳搞了个很激进的“全盘汉化”运动，不仅语言服饰要汉化，在制度上也要搞汉化。而最关键的是，汉人的传统之一是文官治国，谁文化水平高谁就当官，孝文帝把这个制度也照搬了来。
要说这个制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是个很合理的政策。但孝文帝在于操之过急，却产生了相反的后果。鲜卑六镇的军人都是从小草原成长起来，在战场冲杀出来的粗鲁武人，他们并不懂什么诗书文化，只知道当朝廷的官员选拔制度这样突然更改之后，六镇军人在朝廷里的升官渠道就被完全堵住了。
站在六镇军人的角度，这件事的确让他们非常升起：明明是我们出生入死打下了鲜卑的江山，可那些贵族们竟然去学被我们打败的异族，学他们穿衣、学他们说话，还以此为荣，这已经够气人的了。现在居然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当大官？
——所以我们不服，这太不公平了！
于是，因为孝文帝的激进汉化，在他死后，六镇军人立刻起兵造反，形成了以六镇军人为核心的新政权。六镇军人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于是也就形成一个个很有军事实力的大家族。我们通常所说的门阀贵族都是以文化起家，而六镇军人则都是军事贵族。
这些军事贵族中的大部分人占据了长安一代的“关陇”地区，因此又被称为“关陇贵族”。
“关”是陕西关中地区，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关中地区”就是这里。“陇”是“关中”旁边的甘肃陇山地区。“关陇”，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我国甘肃省东部、陕西省中部。
这块地区在古代很重要，它特殊的地方在于，地处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交界处，兼有两种文明优势：
关中地区是一块盆地形的平原，农业发达，因此能供养不少人口，经济水平雄厚，这是农业文明的优势。同时这里又靠近游牧地区，百姓有游牧民族的彪悍之气，作战勇猛，这是游牧文明的优势。而且关中四面有天然的地形屏障，易守难攻，适合割据自守。
因为这些有利的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关中地区常能孕育强大的军事集团，统一六国的秦国就起源于关中。中国古代的很多王朝喜欢把都城定在长安，也正是因为长安就在关中地区的中心。
关陇贵族，就是当时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当时中国的整体情况。
这时的中国分裂成了南北两个部分。统治北方的是像北魏这样的游牧民族政权，统治南方的是汉人政权。
南方政权的权力都掌握在一些世袭的大贵族、大门阀手里，称为“门阀政治”。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政治制度。它有很多弊病，我们仅举两个：
首先，门阀政治不利于国家统一。一个统一的国家，应当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把地方的财政、军权都抓在手里。地方凡事要以中央为先、唯中央是从。门阀政治恰恰相反，那些大家族以本家族的利益为先，先想着怎么包住自己家的地，怎么少交税，在他们的左右下，国家政策倾向于割据自保。从汉末军阀混战直到隋朝统一，中国分裂长达三百六十年（除了中间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和门阀制度不无关系。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在门阀政治下，权力是靠血缘继承来的，不是靠实力选拔出来的。那么当官的就没动力好好工作，不需要干出什么政绩。不干正事了，那去做什么呢？人类除了要满足物质欲望之外，还有精神追求。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艺术和哲学。南方的门阀贵族们最热衷的也是这些事，他们诗文歌赋的水平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就是其中代表人物。此外，他们还热衷于研究玄学和佛学，这两门学问都属于哲学的范畴。
问题是，当官员的都去研究艺术和哲学了，那谁来管理国家呢？没人管理国家，这国家怎么能好呢？魏晋的官员成天沉浸在这种状况中，导致后人留下了一句经典的评语： “清谈误国”。
只是不管理国家就算了，这些人还在侵蚀国家的利益。
古代中国在大部分时期里都是按照户籍收税。户籍里登记了多少人，就按照多少人来收缴税赋。为了不让百姓脱离户籍而逃避交税，国家要定期清查人口。门阀贵族都是大地主，他们把百姓庇护在自己的土地上，让他们给自己干活，却不让他们登记户籍。这样，门阀地主就把本该交给国家的赋税收入了自己的腰包。
当时南北地区的人口差距还不是很大，可到了南北朝末年，北方户籍上的人口数字竟然是南方的十倍。这也就意味着税收是南方的十倍，国力是南方的十倍，这两个政权要是打起来，谁胜谁负不是很明显么？
我们可以说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是 “山寨货”，是从南方模仿来的。甚至孝文帝因为山寨得不够好，还引起了手下的造反。但山寨至少有一个好处，北方政权没有南方门阀社会的那些痼疾，上文中的那些弊病都不存在。一旦汉化完成了，制度反倒比南方更优越。比如北方文人不擅长写诗作画，但热衷于实用的学问，地理学杂志《水经注》和农业学著作《齐民要术》都是北方人的作品。显然，这些实用的学问对国家的好处更大。
国力的消涨，改变了政治的格局。
在南北方实力相近的时候，谁都打不过谁，中国只能陷入长久的分裂。随着北方政权的逐渐汉化和南方门阀社会的不断堕落，双方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差到一定程度后，北方必然可以统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