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易学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周易》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是空前的。
先秦时期，《周易》首先被孔子发现并被列为六经之一；
汉代，随着儒学地位的提高，作为儒学经典的《周易》被奉为六经之首；
魏晋时期，《周易》被定为十三经之首，从而跃居为中国经学领先地位；
唐朝时期，当佛经象潮水般涌进中国，是以《周易》为代表的经学起来与之抗衡，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占主体的地位；
宋元时期，《周易》被奉为理学的经典；
明清时期，《周易》所起的作用更大，《四库全书》将易著列入诸经之首。
《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总源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中华文化，肇始于《易》。《周易》是我国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巨著，是炎黄的智慧结晶，是中国文化的先祖。
《易》为儒家之祖：儒家思想来源于《易》，儒学以《易》为德之准心，儒家无不潜心于《易》。《易传》即相传为孔子所作；
《易》为道家之宗：一部道德经就是易经的注文。《老子》的名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便是脱胎于《易经》之“生生之谓易；
《易》为墨家之本：墨家消长盛衰为宇宙万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的核心思想，以《易》之变易一脉相承；
《易》为中医之源：《周易》对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易传》成书于春秋至战国时期，《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至两汉之间，由于成书时间相距不远，因此，《黄帝内经》充分汲取了《周易》的精华（亦包括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学派），并把它创造性地和医学相结合，使中医成为一门哲理水平很高的自然科学，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
老子是道家始祖，是我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由于他生活在奴隶制没落、新兴封建势力成长时期，反映在思想领域中的是重民轻天思想的高涨，作为担任过周守藏史的老子，虽然一方面笃信天命鬼神，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勇气，废黜了天帝鬼神的神圣权威，提出了一个新的宇宙本体枣道。在他看来，“道”是“万物之宗”、“象帝之先”、“为天下母”，是第一性的，宇宙万物是从它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道于是取代了上帝，成了宇宙万物老祖宗。
在老子看来，道是经常无为的，但它却能创造一切，统治者只要听其自然，无所作为，实行较为温和的政策，人民群众就会服服贴贴地服从统治，出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三七章。)那样一种局面。显然，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实质，就是要维护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秩序，不愿看到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为了真正做到“无为而治”，老子一方面反对统治阶级“有为”而治，以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老子》第三章。)；奉劝国君“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同上。)；反对各大国争霸和兼并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一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第三○章。)；另一方面又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所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五章。)，只有实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才能收到“民利百倍”、“民复孝慈”(《老子》第一九章。)的效果。他还鼓吹：“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
这就是说，民众只有成为愚昧无知的劳动工具，才便于统治者实行统治，这才是“圣人之治”。所以老子在教育问题上也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说什么“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第二七章。)。
“善人者”和“不善人者”是相对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复归于同一，这就无所谓教育不教育了。一方面是“使民无知无欲”，另一方面又“不贵其师”，这个社会“虽智大迷”，却得其“要妙”了。�老子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又进一步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蓝图。这样的社会，车、船、军队、武器、文字等等都被废止了，人们无知无欲，永不迁徙，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生而不有”(虽生产而不私有)、“为而不恃(虽劳动而不据有劳动成果)、“长而不宰”(虽有长者却不拥有权力)，一句话，“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一章。)，完全回到氏族制社会。可见，老子目睹现实，深为纷繁的社会关系所困扰，看不见社会发展的趋势，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原来结绳记事的时代中去，这与“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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