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于农耕文明的东方人在连绵不绝的水灾面前集成群体，而肇始于游牧文明的西方人则在商贸往来间以法则约束独立个体的彼此行为。其后，在直面历次社会形态变迁时，东西方就其各自的特有传统文化背景而选择了不同的应对之法，东方走向大一统的集权政治，而西方走向相互制衡的分权政治。两种模式的彼此诘难，背后既是不同价值观的显现，也留有深刻的历史痕迹，其实每种模式都有每种模式的道理，存在即合理，而对自身的缺乏了解与相互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却进一步加深了模式间的差异。
在全球化的时代，既是资本的盛宴、权力的博弈，也是规则的重构、价值观的重组，此间的人们无一幸免，冲击、动荡、纷争不断，因为一切都尚未定型。这种激变不仅发生于一国之内、国与国之间，也作用于人际交往与交流沟通中。一言一行中，传递着不同的价值判断；一颦一笑间，散发着价值认同的气息。消弭差异的第一步，应是打破彼此间交流的隔阂，而这些都需要首先清楚全面地认识自身或是经由对方更好地认识自己，只有在充分认识自己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寻找共通、扩大共识，而非徒增曲解与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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