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朝代的人。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余秋雨以一篇《苏东坡突围》来写苏轼的困窘之状，似乎苏东坡的时代就没有好人了。其实不然，在那个时代既有苏东坡这样的文化巨星，也有一群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
苏轼生性达观，安贫乐道，时常对自己进行调侃，他曾自言“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穷困至此还不忘苦中作乐，可见其为人之天性了。他的人格魅力为自己吸引了一大批的良师益友，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有着坚定信念而不肯改变的人物，其突出者则是王安石与司马光。
因为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就成为现在历史书中备受推崇的人物了。在苏轼的时代里，他是以苏轼的政治对立面出现的，他的改革主张受到了文名播于天下的苏氏父子的攻击，但他们却仍旧是有着很好的私谊的，三言中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篇，把苏东坡称为王安石的门生而识见不如王安石，虽然内容有些荒诞，却也不失为一段佳话。在政治上双方水火不容，王派当权，苏东坡被放逐在外；东坡升任翰林也代草诏书加责王安石。这就是政治斗争。
至于司马光，今天我们都说他是阻挠王安石变法的顽固派，是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奉旨编撰了《资治通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自有他自己的道理，把他们摆在一起加以比较，孰轻孰重确实不好评价，排除大是大非的标准，用林语堂的话说他们“信念却很诚挚，私生活也无懈可击，两个人在金钱方面也都清白无瑕，也没有败德的恶名”，换句话说，以道理标准而言，他们都应该算作是君子。政见不同成为他们的大分歧，我们说两个执着一念的人如果有相同的信念，那会做成大事，如果有相反的信念，那就只能是悲剧了。按照美学的观点来说，有着些许美德的旧事物覆灭时也会产生悲剧，所以他们无论谁对谁错，都应该算作是悲剧人物。
沈括，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的《梦溪笔谈》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的很多重要记录，从所周知的活字印刷术，最早的文字记录就在他的这部书。当然，沈括的为人确实是差了些，在苏轼一生中影响巨大的乌台诗案，就是沈括告发的。不过说来苏轼的“东坡”之名还真得拜沈括所赐，要不是乌台诗案，苏轼就不能被贬谪到黄州，不贬到黄州，他就没有那块城东的坡地来居住耕种，就不会有自号“东坡”了。另外，苏轼也就是贬到黄州才与军事沾上了边，他担任黄州的团练副使，考虑到当时的州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他的这个职务套用一下今天的称呼就是“黄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吧，算来也是副师级干部呢，不是大校也得是上校了。
另外，后来凭借一脚好球而得徽宗皇帝赏识的高俅，其实就是出身于苏轼的门下，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说明高俅不只是球踢得好，字也写得不错，当然，与那个时代的书法大家“苏黄米蔡”还不能比，不能过替苏轼草札(起草信件)，说明他的文化程度也相当可以了。只不过后来施耐庵写《水浒传》时，把高俅硬是安在了小苏学士(苏辙)门下，也是委屈了高俅的才华，也可能是施先生太过于敬重东坡居士，不忍把高俅这厮与这个苏东坡这个文化巨星联系起来吧。
就凭这些人物，苏东坡生活的时代就可以算作是群星耀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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