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 商业、娱乐和习俗 宵禁的废弛，坊市制瓦解，促进了东京的城市繁荣。《东京梦华录·序》描写北宋末期东京时说：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这可以说是对东京城市繁荣、人文鼎盛的总体概括。 到了北宋末年，城内外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尤其是宋元话本里提到的东京城里的“铺席”，从中足可见出城市繁荣之一斑。《张主管志诚脱奇祸》：“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这张员外的“门首是胭脂绒线铺，两壁装着厨柜”（注：《京本通俗小说》第44页、第47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与此相参对的是《郑节度立功神臂弓》（胡士莹先生以为宋元话本）中的记载：“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有个万万贯的财主员外，姓张，排行第一，双名俊卿。这个员外，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厨；两行珠翠引，一对美人扶。……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这里所描写都应是东京“铺席”的景象。 对于“界身”和“铺席”，《东京梦华录》有较详细的描述，据卷二《东角楼街巷》条：“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是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jiāng＠④行。高头街北去，纵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lù＠⑤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疋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海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这无疑是东京城里最繁华的街市之一，商品之繁富，令人咋舌。 与商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城市居民的娱乐场所——勾栏瓦子。在城市集市的设置上，宋代逐步形成了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子”，城市娱乐活动带动了相关服务性行业，促进商业贸易，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集市。我们来看话本中的有关描写。《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到闲汉赵正骗到衣服以后，“再入城里，去桑家瓦里，闲走一回，买酒买点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来”，《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包大尹差人捉盗墓贼朱真，“当时搜捉朱真不见，却在桑家瓦里看耍”。 作者： 南冠生 2006-10-4 19:02 回复此发言 -------------------------------------------------------------------------------- 4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孙逊,葛永海） 宋元时颇为兴盛的勾栏瓦舍在五代时已有了，《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谭正璧先生以为宋元话本）就写到了后周太祖郭威在当时东京的瓦舍里厮混的情况，“这郭大郎因在东京不如意，曾扑了潘八娘子钗子。潘八娘子看见他异相，认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养在家中。自好了，因去瓦里看，杀了勾栏里的弟子，连夜逃走。”（注：《喻世明言》第2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就瓦舍的设立，我们可以从五代上溯至唐代，从中看出唐代城市娱乐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注：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272-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唐人已经在长安朱雀大街的空地上建造彩楼，进行各种曲艺活动的比试，《乐府杂录》就有琵琶能手之间比试的记载，另外长安的戏场集中于慈恩寺、荐福寺等地，也应该是在寺院前的空地上进行表演。宋时的勾栏也应始自街头空地上临时设置的戏场，比如，在南宋，没有固定场所的表演艺人，即所谓“路歧人”，就是在路边空地上开展表演的。临安“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歧人在此作场”，“其他街市如此空闲地段，多有作场之人。”（《都城纪胜·市井》）勾栏最初创立时，也应有这一阶段，然后逐步发展并固定下来，最终形成“瓦子”的规模。 北宋开封瓦子以东角楼最为集中，其他如曹门外、保康、旧封丘门、大内西等均有大型瓦子，诸多瓦子中又以桑家瓦子最大、最著名，这在前文提到的话本里有较多的反映。《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可见当时瓦舍繁富的景象。 城市娱乐和习俗总是结合在一起，以节日习俗而言，则以元宵节最为引人注目，由于早在唐代，元宵夜就被解除了宵禁，在这一时间里，城市生活的自由空间和时间被无限制放大，因此在历代小说中，元宵节描写总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宋元话本中，东京的元宵节更是被极力突出和渲染。 宋代的元宵节制度比之前代，更显宽松。《燕翼诒谋录》卷三：“国朝故事，三元张灯。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又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注：《燕翼诒谋录》第2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如果说《郑意娘传》中对元宵的描绘总是处于追忆中，其他话本对此则有大，量的正面描写，《戒指儿记》：“不觉时值政和二年上元令节，国家有旨赏庆元宵。鳌山架起，满地华灯。笙箫社火，罗鼓喧天。禁门不闭，内外往来。人人都到五凤楼前，端门之下，插金花，赏御酒，国家与民同乐。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万姓歌欢，军民同乐，便是至穷至苦的人家，也有欢娱取乐。”（注：见《清平山堂话本》，此篇谭正璧先生以为宋元篇目。） 关于元宵的扎鳌山、赐御酒、撒金钱在《宣和遗事》前集中也有描写：“东京大内前……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鳌山，高一十六丈，阔三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二十四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中间有一个牌，长三丈六尺，阔二丈四尺，金书八个大字，写道：宣和彩山，与民同乐”，“那看灯百姓，休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尽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再如撒金钱，那四个贵官“得了圣旨，交撒下金钱银钱，与万姓抢金钱”（注：《宋元平话集》第344页，第3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云云。除了宫廷主持的元宵活动，一些贵官豪族也纷纷缚鳌山，放烟火。如《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写到“王招宣府里抓缚着小鳌山”，张员外宅“添许多烟火”（注：《京本通俗小说》第50-51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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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3-23
北宋东京 商业、娱乐和习俗
宵禁的废弛，坊市制瓦解，促进了东京的城市繁荣。《东京梦华录·序》描写北宋末期东京时说：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这可以说是对东京城市繁荣、人文鼎盛的总体概括。
到了北宋末年，城内外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尤其是宋元话本里提到的东京城里的“铺席”，从中足可见出城市繁荣之一斑。《张主管志诚脱奇祸》：“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这张员外的“门首是胭脂绒线铺，两壁装着厨柜”（注：《京本通俗小说》第44页、第47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与此相参对的是《郑节度立功神臂弓》（胡士莹先生以为宋元话本）中的记载：“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有个万万贯的财主员外，姓张，排行第一，双名俊卿。这个员外，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厨；两行珠翠引，一对美人扶。……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这里所描写都应是东京“铺席”的景象。
对于“界身”和“铺席”，《东京梦华录》有较详细的描述，据卷二《东角楼街巷》条：“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是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jiāng＠④行。高头街北去，纵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lù＠⑤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疋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海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这无疑是东京城里最繁华的街市之一，商品之繁富，令人咋舌。
与商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城市居民的娱乐场所——勾栏瓦子。在城市集市的设置上，宋代逐步形成了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子”，城市娱乐活动带动了相关服务性行业，促进商业贸易，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集市。我们来看话本中的有关描写。《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到闲汉赵正骗到衣服以后，“再入城里，去桑家瓦里，闲走一回，买酒买点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来”，《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包大尹差人捉盗墓贼朱真，“当时搜捉朱真不见，却在桑家瓦里看耍”。
作者： 南冠生 2006-10-4 19:0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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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孙逊,葛永海）
宋元时颇为兴盛的勾栏瓦舍在五代时已有了，《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谭正璧先生以为宋元话本）就写到了后周太祖郭威在当时东京的瓦舍里厮混的情况，“这郭大郎因在东京不如意，曾扑了潘八娘子钗子。潘八娘子看见他异相，认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养在家中。自好了，因去瓦里看，杀了勾栏里的弟子，连夜逃走。”（注：《喻世明言》第2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就瓦舍的设立，我们可以从五代上溯至唐代，从中看出唐代城市娱乐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注：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272-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唐人已经在长安朱雀大街的空地上建造彩楼，进行各种曲艺活动的比试，《乐府杂录》就有琵琶能手之间比试的记载，另外长安的戏场集中于慈恩寺、荐福寺等地，也应该是在寺院前的空地上进行表演。宋时的勾栏也应始自街头空地上临时设置的戏场，比如，在南宋，没有固定场所的表演艺人，即所谓“路歧人”，就是在路边空地上开展表演的。临安“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歧人在此作场”，“其他街市如此空闲地段，多有作场之人。”（《都城纪胜·市井》）勾栏最初创立时，也应有这一阶段，然后逐步发展并固定下来，最终形成“瓦子”的规模。
北宋开封瓦子以东角楼最为集中，其他如曹门外、保康、旧封丘门、大内西等均有大型瓦子，诸多瓦子中又以桑家瓦子最大、最著名，这在前文提到的话本里有较多的反映。《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可见当时瓦舍繁富的景象。
城市娱乐和习俗总是结合在一起，以节日习俗而言，则以元宵节最为引人注目，由于早在唐代，元宵夜就被解除了宵禁，在这一时间里，城市生活的自由空间和时间被无限制放大，因此在历代小说中，元宵节描写总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宋元话本中，东京的元宵节更是被极力突出和渲染。
宋代的元宵节制度比之前代，更显宽松。《燕翼诒谋录》卷三：“国朝故事，三元张灯。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又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注：《燕翼诒谋录》第2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如果说《郑意娘传》中对元宵的描绘总是处于追忆中，其他话本对此则有大，量的正面描写，《戒指儿记》：“不觉时值政和二年上元令节，国家有旨赏庆元宵。鳌山架起，满地华灯。笙箫社火，罗鼓喧天。禁门不闭，内外往来。人人都到五凤楼前，端门之下，插金花，赏御酒，国家与民同乐。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万姓歌欢，军民同乐，便是至穷至苦的人家，也有欢娱取乐。”（注：见《清平山堂话本》，此篇谭正璧先生以为宋元篇目。）
关于元宵的扎鳌山、赐御酒、撒金钱在《宣和遗事》前集中也有描写：“东京大内前……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鳌山，高一十六丈，阔三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二十四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中间有一个牌，长三丈六尺，阔二丈四尺，金书八个大字，写道：宣和彩山，与民同乐”，“那看灯百姓，休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尽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再如撒金钱，那四个贵官“得了圣旨，交撒下金钱银钱，与万姓抢金钱”（注：《宋元平话集》第344页，第3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云云。除了宫廷主持的元宵活动，一些贵官豪族也纷纷缚鳌山，放烟火。如《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写到“王招宣府里抓缚着小鳌山”，张员外宅“添许多烟火”（注：《京本通俗小说》第50-51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http://tieba.baidu.com/f?kz=137902938
http://www.zje.net.cn/_zjeres/jiaoylw/jiaoylw_detail.aspx?id=19309
宵禁的废弛，坊市制瓦解，促进了东京的城市繁荣。《东京梦华录·序》描写北宋末期东京时说：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这可以说是对东京城市繁荣、人文鼎盛的总体概括。
到了北宋末年，城内外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尤其是宋元话本里提到的东京城里的“铺席”，从中足可见出城市繁荣之一斑。《张主管志诚脱奇祸》：“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这张员外的“门首是胭脂绒线铺，两壁装着厨柜”（注：《京本通俗小说》第44页、第47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与此相参对的是《郑节度立功神臂弓》（胡士莹先生以为宋元话本）中的记载：“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有个万万贯的财主员外，姓张，排行第一，双名俊卿。这个员外，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厨；两行珠翠引，一对美人扶。……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这里所描写都应是东京“铺席”的景象。
对于“界身”和“铺席”，《东京梦华录》有较详细的描述，据卷二《东角楼街巷》条：“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是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jiāng＠④行。高头街北去，纵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lù＠⑤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疋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海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这无疑是东京城里最繁华的街市之一，商品之繁富，令人咋舌。
与商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城市居民的娱乐场所——勾栏瓦子。在城市集市的设置上，宋代逐步形成了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子”，城市娱乐活动带动了相关服务性行业，促进商业贸易，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集市。我们来看话本中的有关描写。《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到闲汉赵正骗到衣服以后，“再入城里，去桑家瓦里，闲走一回，买酒买点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来”，《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包大尹差人捉盗墓贼朱真，“当时搜捉朱真不见，却在桑家瓦里看耍”。
作者： 南冠生 2006-10-4 19:0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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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孙逊,葛永海）
宋元时颇为兴盛的勾栏瓦舍在五代时已有了，《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谭正璧先生以为宋元话本）就写到了后周太祖郭威在当时东京的瓦舍里厮混的情况，“这郭大郎因在东京不如意，曾扑了潘八娘子钗子。潘八娘子看见他异相，认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养在家中。自好了，因去瓦里看，杀了勾栏里的弟子，连夜逃走。”（注：《喻世明言》第2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就瓦舍的设立，我们可以从五代上溯至唐代，从中看出唐代城市娱乐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注：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272-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唐人已经在长安朱雀大街的空地上建造彩楼，进行各种曲艺活动的比试，《乐府杂录》就有琵琶能手之间比试的记载，另外长安的戏场集中于慈恩寺、荐福寺等地，也应该是在寺院前的空地上进行表演。宋时的勾栏也应始自街头空地上临时设置的戏场，比如，在南宋，没有固定场所的表演艺人，即所谓“路歧人”，就是在路边空地上开展表演的。临安“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歧人在此作场”，“其他街市如此空闲地段，多有作场之人。”（《都城纪胜·市井》）勾栏最初创立时，也应有这一阶段，然后逐步发展并固定下来，最终形成“瓦子”的规模。
北宋开封瓦子以东角楼最为集中，其他如曹门外、保康、旧封丘门、大内西等均有大型瓦子，诸多瓦子中又以桑家瓦子最大、最著名，这在前文提到的话本里有较多的反映。《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可见当时瓦舍繁富的景象。
城市娱乐和习俗总是结合在一起，以节日习俗而言，则以元宵节最为引人注目，由于早在唐代，元宵夜就被解除了宵禁，在这一时间里，城市生活的自由空间和时间被无限制放大，因此在历代小说中，元宵节描写总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宋元话本中，东京的元宵节更是被极力突出和渲染。
宋代的元宵节制度比之前代，更显宽松。《燕翼诒谋录》卷三：“国朝故事，三元张灯。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又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注：《燕翼诒谋录》第2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如果说《郑意娘传》中对元宵的描绘总是处于追忆中，其他话本对此则有大，量的正面描写，《戒指儿记》：“不觉时值政和二年上元令节，国家有旨赏庆元宵。鳌山架起，满地华灯。笙箫社火，罗鼓喧天。禁门不闭，内外往来。人人都到五凤楼前，端门之下，插金花，赏御酒，国家与民同乐。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万姓歌欢，军民同乐，便是至穷至苦的人家，也有欢娱取乐。”（注：见《清平山堂话本》，此篇谭正璧先生以为宋元篇目。）
关于元宵的扎鳌山、赐御酒、撒金钱在《宣和遗事》前集中也有描写：“东京大内前……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鳌山，高一十六丈，阔三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二十四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中间有一个牌，长三丈六尺，阔二丈四尺，金书八个大字，写道：宣和彩山，与民同乐”，“那看灯百姓，休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尽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再如撒金钱，那四个贵官“得了圣旨，交撒下金钱银钱，与万姓抢金钱”（注：《宋元平话集》第344页，第3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云云。除了宫廷主持的元宵活动，一些贵官豪族也纷纷缚鳌山，放烟火。如《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写到“王招宣府里抓缚着小鳌山”，张员外宅“添许多烟火”（注：《京本通俗小说》第50-51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http://tieba.baidu.com/f?kz=137902938
http://www.zje.net.cn/_zjeres/jiaoylw/jiaoylw_detail.aspx?id=19309
第2个回答 2019-02-03
北宋东京
商业、娱乐和习俗
宵禁的废弛，坊市制瓦解，促进了东京的城市繁荣。《东京梦华录·序》描写北宋末期东京时说: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这可以说是对东京城市繁荣、人文鼎盛的总体概括。
到了北宋末年，城内外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尤其是宋元话本里提到的东京城里的“铺席”，从中足可见出城市繁荣之一斑。《张主管志诚脱奇祸》:“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这张员外的“门首是胭脂绒线铺，两壁装着厨柜”(注:《京本通俗小说》第44页、第47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与此相参对的是《郑节度立功神臂弓》(胡士莹先生以为宋元话本)中的记载:“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有个万万贯的财主员外，姓张，排行第一，双名俊卿。这个员外，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厨;两行珠翠引，一对美人扶。……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这里所描写都应是东京“铺席”的景象。
对于“界身”和“铺席”，《东京梦华录》有较详细的描述，据卷二《东角楼街巷》条:“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是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jiāng@④行。高头街北去，纵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lù@⑤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疋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海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这无疑是东京城里最繁华的街市之一，商品之繁富，令人咋舌。
与商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城市居民的娱乐场所--勾栏瓦子。在城市集市的设置上，宋代逐步形成了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子”，城市娱乐活动带动了相关服务性行业，促进商业贸易，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集市。我们来看话本中的有关描写。《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到闲汉赵正骗到衣服以后，“再入城里，去桑家瓦里，闲走一回，买酒买点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来”，《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包大尹差人捉盗墓贼朱真，“当时搜捉朱真不见，却在桑家瓦里看耍”。
商业、娱乐和习俗
宵禁的废弛，坊市制瓦解，促进了东京的城市繁荣。《东京梦华录·序》描写北宋末期东京时说: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这可以说是对东京城市繁荣、人文鼎盛的总体概括。
到了北宋末年，城内外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尤其是宋元话本里提到的东京城里的“铺席”，从中足可见出城市繁荣之一斑。《张主管志诚脱奇祸》:“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这张员外的“门首是胭脂绒线铺，两壁装着厨柜”(注:《京本通俗小说》第44页、第47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与此相参对的是《郑节度立功神臂弓》(胡士莹先生以为宋元话本)中的记载:“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有个万万贯的财主员外，姓张，排行第一，双名俊卿。这个员外，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厨;两行珠翠引，一对美人扶。……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这里所描写都应是东京“铺席”的景象。
对于“界身”和“铺席”，《东京梦华录》有较详细的描述，据卷二《东角楼街巷》条:“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是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jiāng@④行。高头街北去，纵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lù@⑤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疋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海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这无疑是东京城里最繁华的街市之一，商品之繁富，令人咋舌。
与商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城市居民的娱乐场所--勾栏瓦子。在城市集市的设置上，宋代逐步形成了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子”，城市娱乐活动带动了相关服务性行业，促进商业贸易，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集市。我们来看话本中的有关描写。《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到闲汉赵正骗到衣服以后，“再入城里，去桑家瓦里，闲走一回，买酒买点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来”，《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包大尹差人捉盗墓贼朱真，“当时搜捉朱真不见，却在桑家瓦里看耍”。
第3个回答 2012-03-22
看一下清明上河图
第4个回答 2019-05-30
古代宋朝集市的描写：
1、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和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
2、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的在茶馆休息，有的在看相算命，有的在饭铺进餐。还有“王家纸马店”，是卖扫墓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
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
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
3、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
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
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扩展资料
我国集市贸易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的“物物交换”。集市大约起源于殷、周时期。《易·系辞》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在唐以前，除了少数出产单一产品的地区或乡村外，一般是没有销售单一商品的专门集市的。到了唐代，集市设有市令官，主要管理市场交易，并规定午时击鼓三百下，商人始能入市。日落前三刻击钲三百而散市。
宋代还出现了夜市和早市。夜市一般至晚三更而止。早市一般始于五更。商品生产有了更大发展，集市形式也日渐多样，专门集市的出现，便是这种多样之一。古代专门集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季节性的，一种是非季节性的。
季节性的专门集市，大多出售的是节令商品，如《成都古今记》载：“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非季节性的专门集市，则大多销售的是生活必需品，如菜市、渔市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集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朝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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