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现代性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451 更新时间：2006-10-25 12:41:35 一般认为，存在这两种现代性的概念。在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一书中，他对这两种紧密联系而又相互冲突的现代性进行了分析，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关于前者，即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我们可以说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审理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到弘扬。相反，另一种现代性，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倦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及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放。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他强烈的否定激情。”在这里，指出了两种现代性，如果把这两种现代性的概念移植到中国本土，我们可以说，前一种现代性是指一个落后贫穷的旧中国寻求国家民族繁荣、富强、民主、科学的物质文明层面的现代性；而后一种现代性则意味着对于理性和整体性的批判和反思，它期待人能够从理性和整体性中脱出身来，关注于人的生命个体存在这一基本事实。正如卡林内斯库所指出的那样，后一种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和后现代主义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五幅面孔。 我们可以说，在现代文学中，同时存在着对于两种现代性的追求。一部分作家祭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国民性中的劣根性进行批判，对旧的统治制度和腐朽的封建伦理道德发起攻击，从而关注中国的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部分作家可以以郭沫若、茅盾、老舍、张天翼、艾芜等作家为代表。另外也有一些作家，则显示出对于审美现代性的浓厚兴趣，它们更为关注的是，人，一个更多表现为非理性的人，在现代社会的某种境遇。这一部分作家以李金发、施蛰存、戴望舒、张爱玲、穆旦等作家为代表。当然在这些作家身上，也体现出某些两种现代性相互冲突的痕迹。但是，这种冲突在一个作家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的，当然应该要算鲁迅。 一方面，鲁迅表现出对于一个科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的强烈的向往。它的弃医从文，正是为了对于疗救国民。在《狂人日记》、《祝福》、《孔乙己》等作品中，他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阿Q正传》、《风波》、《高老夫子》等作品中，他又揭示出民国的劣根性，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以改造国民性为基础，其试图在让“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而在《药》、《在酒楼上》、《孤独者》等诸篇中，鲁迅又对革命和革命者投注了极大的关注的目光。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了鲁迅对于构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民族的期望。而鲁迅之为鲁迅，是因为，在他对国家民族的现代性进行关注的同时，也敏感的注意到此种现代性对于个体生命的压抑。所以，他才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意去。”我们可以认为，这个黄金世界，便是一个实现了现代性的复兴的中华民族。那么，为什么鲁迅又不愿意去呢？或者，鲁迅也知道，人们正在用一种对于黄金世界的允诺来扼杀着人们的“现在”。鲁迅一向反感用一种理性指导下的“希望”，用一种整体性的东西来压抑人的生命的本能的冲动。鲁迅服膺于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而在尼采这里，上帝已，上帝的亡其实意味着理性的亡。因为尼采感觉到，越来越强烈的理性在压抑生命的本能，使生命发生了萎缩，而要重新恢复人的生命的光彩，则要打倒理性，而张扬主体性的存在。这其实正是审美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关于现代性的体验，马歇尔·伯曼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借用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意象来表达他对现代性的认识，他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样一个形象……所包含的的宇宙范围和视觉上的宏伟，他所拥有的高度压缩了的戏剧性力量，他所具有的含糊的启示意义，以及它的观点所蕴含的歧义性——那种摧毁性的热力同时也是极大的能量和一种生命的外溢——所有这些品质都被认为是现代主义想象的特点。它们正是我们准备在兰波或尼采、里尔克或叶芝身上找到的那种东西——‘事物破碎了，中心不复存在。’”审美现代性其实意味着两重含义，一方面是事物的破碎与中心的丧失，一方面则是个体生命所焕发出来的“那种摧毁性的热力”与“极大的能量和一种生命的外溢”。在鲁迅这里，一方面是巨大的生命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是对于一切包含“中心”意味的拒绝。比如上文中提到的“黄金世界”。再比如“希望”。鲁迅在《野草》之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对“希望”表示了自己的怀疑态度。他引用裴多菲的诗道：“希望是什么？是娼妓/他对谁都蛊惑，将什么都给予/待到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他就弃掉你”。希望的不存在，意味着一种终极的中心的丧失，人注定了成为漫漫黑暗中的孤独者，燃烧着自己的生命的热情，与虚无进行着肉搏，当然最终也必将为虚无所吞没，但是在消失中，人完成了自己。 我们如果拿现代性的五幅面孔来关照鲁迅的文学创作，会发现，在其中，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审美的现代性。首先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用于指艺术中各种革新和反传统的趋势。这一点用于鲁迅，无疑是毋庸置疑的，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出的正是对于传统文学的反动。其次是先锋派，先锋派意味着不断的创新，有时候甚至意味着自己对于自己的挑战。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将鲁迅归入先锋派的行列，正如茅盾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鲁迅的在小说创作中的伟大之处便在于从不自己重复自己，而是不断的求新求异，自己打倒自己。再次是颓废，我们当然不能够说，鲁迅是个颓废主义者，但是，只要我们客观的来解读鲁迅，会发现在鲁迅身上的那种对于“颓败”事物的偏爱，他所喜爱使用的意象都是与亡、毁灭、黑夜等带有否定色彩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些事物和意象的上面，当然也郁结着鲁迅的某种颓废的情绪。也许，我们说鲁迅是一个媚俗者，有些牵强，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鲁迅的作品相对其它现代作家来说，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读者。最后是后现代主义，在鲁迅晚年的作品《故事新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的经典的手法，拼贴、戏谑、互文等等都出现在文本中，这种超越时代的文本，成为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几乎包含着审美现代性的所有的元素。 我在这里重点分析鲁迅作品中的审美现代性，并不意味着，鲁迅的价值更多表现在这里。我们必须应该明白，审美的现代性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作为一个受西方影响的落后国度，因为种种原因，产生现代性的审美体验自然也包含着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我觉得，在现代中国，我们更加需要的前一种现代性，那即是国家民族的现代性，因为只有这种现代性的充分发展，才能够为后一种现代性提供发育的土壤和破坏的对象。而且，中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似乎也不必人云亦云的高呼“上帝了”，因为在中国，上帝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对于没有出生的事物，何谈其亡。我们当然应该注意在现代文明发展中，理性对于人的压抑的存在，以及在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存在，但是并不能因噎废食，而忽视了国家民族的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鲁迅对于中国文学的最大的贡献，可能更多还在于传统的解读方式中，那种对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的推动。而所谓的对于审美现代性的建立，尽管鲁迅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似乎不必将之抬到吓人的高度，在海外学者对于鲁迅的解读中，过多地阐释了鲁迅对于后一种现代性建立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似乎较少注意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落后民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落后挨打的基本的社会事实。而笔者所以也在此重点分析鲁迅作品中审美现代性的方面，是因为在传统的对于鲁迅的解读中，鲁迅对于国家民族现代性的建设，已经谈的较多了。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层面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也许还不能够找到这种合适的层面。
http://www.canp.cn/xueshu/ShowArticle.aspArticleID=56 ==================== 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 作者：李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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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5-10-11 -------------------------------------------------------------------------------- 【内容提要】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平行关系。他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卡夫卡、伍尔芙、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等同时起步，他们的作品之间有明显的可比因素。鲁迅作品中的现代主义质素表现在人们的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强化；在对于人的思考与探索中所体现出来的焦灼与苦闷；对亡、阴暗题材的兴趣、广用象征；向最能展示人的“心理真实”的潜意识领域深入开掘；采用“非人格化”叙述法等。并且，鲁迅各种文体作品（小说、杂文、散文诗、古体诗、回忆散文等）都弥溢着现代主义质素。当然，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也有诸多不同，最主要者是鲁迅并未放弃现实主义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从而呈现出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艺术形态。 【关键词】鲁迅/现代主义/主体意识/象征/心理真实/非人格化叙述/现实主义 【正文】 鲁迅所生活与创作的时代，若是从整个世界范围言之，是传统现实主义业已走向低落、现代主义开始勃兴的时代。有一个很有趣的世界文学史史实我们不能忽略，DH劳伦斯曾在《袋鼠》中宣布：“旧世界在1915年告终了。”此处的所谓“世界”，主要是指文学世界。同年，卡夫卡的《变形记》首次发表。1918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1919年，伍尔芙发表《墙上的斑点》。1922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之一《索多姆和戈莫尔》、伍尔芙的《雅各布的房间》等一批现代主义代表作问世。这昭示出，鲁迅的创作几乎是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同时起步的，因之，他创作中的现代主义质素并非受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而是直接受惠于时代（这一点我们将于后文详说），也就是说，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之关系，主要是一种平行关系。 一 鲁迅作品中的现代主义质素首先表现在人的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强化。笔者认为“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人的文学”，其实也有两种路向：“为人生的文学”与“为自我的文学”（注：此语纯系笔者之杜撰，未见得准确。为叙述的方便，姑用之。）。前者立足于被压迫大众（群体的人）的解放，如叶绍钧的小说，诸多乡土文学作品；后者着意于自我（个体的人）的解放，如诸多情爱文学的感伤文学作品（尽管其中大量作品的主人公是“他者”，但多为或多有“自我”的烙印）。而将这两者都发展到极至、并且在自己的艺术世界总体上结合得最好（至于具体作品有的可能有所偏重）的则是鲁迅。在鲁迅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人的主体地位、对人的精神自由、对人的个体人格的艰苦、执着的追求，对这种追求的难以实现的焦灼、苦闷、寂寞与孤独，并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将这种种追求与情绪，与对人的生命的价值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思索水乳交融。这正是优秀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在思想文化深层内涵上的共有特色。 卡夫卡的《变形记》、《乡间的婚礼筹备》、《判决》等作品于无限的苦恼与焦灼之中，流露出许多消极乃至颓废情绪。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在这些消极和颓废中，仍蕴含着对于人、人类的价值与意义的探索。正如鲁迅论述俄国文学时所说，即便它“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注：鲁迅.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M〕.）。只不过这里的“人生”不仅仅是大众，还包括着自我。勃洛特这样评说卡夫卡：“把卡夫卡归入圣人范畴的品质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他确信有一个公正、正确的世界，确信有‘不可摧毁的东西’，他的许多箴言都谈到了这后一点。我们太无能了，以至不能立即认识到那个确实存在的世界，但它毕竟是存在的。”（注：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215.）而“卡夫卡这‘不可摧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解放’他那个庞大的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就是他以内心‘好斗’姿态去对付那扭曲人性的生存环境的不妥协精神。”（注：叶廷芳.卡夫卡传序〔M〕.卡夫卡传〔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2.）正是卡夫卡乃至其他一些现代派作家的这些特点，使我们感觉鲁迅与他们之间更多的亲和而非疏离。 鲁迅的全部著述（含小说、杂文、散文诗、散文乃至古体诗），都蕴含着对于人（个体、群体、民族、整个人类）的思考与探索，自然在不同的具体作品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这种思考与探索必然涵带的呐喊与彷徨、焦灼与苦闷、孤独与痛苦。 诸多学者均云《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总纲。就对人类命运的探索而言，此语亦恰中腠理。主人公狂人既是个体的觉醒，又蕴有企图改变民族命运（使所有食人者不再食人）的“精神界战士”之色彩。因之，整篇作品亦是“为人生”与“为自我”，人道主义与个人（个性）主义最佳妙的结合。而主人公的探索精神、孤独情怀、与他者战斗的义勇、对自己“抉心自食”的严酷，贯穿了鲁迅的全部创作中。《狂人日记》堪称一篇带有鲜明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再加上其艺术形式上的诸多现代派特点，使我们觉得将其置入上述世界文学史创作年表中，非常自然，绝不勉强而遭弹出。 阿Q固然是鲁迅所画出的国民的灵魂，然而这个形象又包蕴着更为深广的内容，其精神胜利法不独揭示出全人类所共有的普遍心理特点，而且体现出人对精神自由、自我价值的无时无刻、无休无止的追求。当然，这在阿Q是变态的，而惟其变态，才更为深刻地昭示出人与环境的永恒矛盾，环境对人的巨大压抑，人的全部苦闷与焦灼，人的极力想开释、缓解这种苦闷与焦灼，而又实现时甚少，又拼力地、极为痛苦地、变态地求其实现，所以，有人将阿Q与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作中的主人公洛根丁（萨特《恶心》）、莫尔索（加缪《局外人》）进行比较研究，绝非空穴来风（注：孙正国.阿Q的选择——存在主义的精神胜利倾向初探〔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86.(2).）。《过客》则具有更为鲜明的存在主义质素。存在主义认为，决定人们本质的主观意识——自我，只能在人自身的行动中得以证实。过客正是于“走”中确立了其自身的生存价值。而就其所表现的孤独感而言，与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也有着相似的立意与设计。 不独是《过客》，其实整部《野草》都蕴有更为突出的现代主义特点，我们甚至可以直呼之为现代主义作品了。《野草》所展现的完全是人的内心世界，所唱出的是人的个体生命的全副痛苦的体验。鲁迅自己说《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注：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M〕.），其实亦是他从自己的精神炼狱里发出的惨烈笑声。分析《野草》的诞生原因，便会发现它与现代主义文学发生的社会客观原因与作家的主观原因完全一致：社会呈现出颓废乃至令人绝望之势，我却偏向绝望抗争。只不过在《野草》那里时显积极色调，在西方现代派那里多为消极气息；鲁迅托身……………………………………………………
http://www.hong-ye.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603&Page=1 ============================= 浅谈鲁迅作品中的民俗事象与巨人之恩 作
者：王丽春 民俗事象与传统风俗是文学表现的审美要素与历史容体。鲁迅作品中的民俗事象则在“思接千载，视通万是”的文化反思中表现了先驱者的深广的现代忧愤与时刻关注时代变革的深远忧患意识。 鲁迅小说的民俗事象，几乎俯拾即是，如《祝福》中的拜堂，“祝福”以及捐门槛，《阿Q正传》中未庄的诸多“惯例”，《药》中的人血馒头，《风波》中的辫子，《社戏》中“社戏”，《长明灯》中的“长明灯”，《离婚》中七大人手中把玩的屁塞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民俗事象，有的构成作者审美思考的艺术契机，如《风波》中的辫子；有的成为连接作品丰富内涵的审美物象，一个凝结着作品“张力结构”的艺术道具，如《药》中的人血馒头；有的成为开拓“文本”深度进向的一个活动背静，如“祝福”；还有的成为沟通读者某些方面时代感触的文学媒体，如《长明灯》中的“长明灯”。不仅如此，这些民俗事象在鲁迅严谨的现实主义文字审美图景中，无论是在细节或是环境的描写，还是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结构的构成上，往往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颇见匠心。鲁迅先生说过：“选材要严，开拓要深。”在对民俗事象的审美思考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和它所表达的美学意义。 鲁迅是从不断被重复的、千百年如一日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的现实基点开始其审美思考的，在这些“几乎无事”的故事中，蕴含着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承继关系，呈现为一种至深的社会结构特征。他几乎是从地缘关系及其具象形成的艺术描画开始对整个民族的命运的历史思考的，这使得他笔下的民俗事象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同时又走出了“地缘关系”的历史规定，而且有了更为普遍的意义和超越具象形式的深层意蕴，以至我们在解读过程中忘却了它的具象形成，忘却了这一具象形式所负荷的地缘关系及其最初的背景。 民俗是一个社区、区域、种族乃至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具象形式与活动结构，它在一个不断被重复的生活图景中形成其至深的文化传承。每一种民俗事象几乎都有文化传承的礼俗信念潜伏其中，如祥林嫂的捐门槛和华老栓用作“药”的人血馒头，还有《狂人日记》中所叙述的由“文明”社会记载、推崇以至于表彰的种种“吃人”形式。对于民俗事象的文化审视和审美反思，须是有人走出这“铁屋”之外，持有足够的历史距离才能产生的文化警觉。 民俗美感的发生是有其“现代”智慧背景和历史准备的。鲁迅先生则从他的作品的丰富性和民俗事象的审美反思，从而奠定了新文学文化反思的总体思考背景。影响所及，不仅对当时及其前后的乡土文学，以及后来二三十年代的一些具有深厚民俗美感的作家，如老舍、沈从文、萧红等，而且直至新时期的“国民性”现代反思的审美嗣续和发展，都深深留下其民俗美思考的历史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