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的精明与治国的英明，相去几何？
请看大商人吕不韦的从政史，和他主编的《吕氏春秋》。
一、家富千金的濮阳商人
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先秦时候有一个诸侯国：卫。这个地方最初是殷王朝的中心地区，后来周朝建立，周公推行分封制，就将康叔封于此地，称“卫”。
卫国早先也算得上是个大国，可以后就逐渐衰微，地盘也越来越小。到战国中期，已沦为任人宰割的小国。国君的昏庸、无能，贵族政治的腐败、黑暗，使得优秀的人才纷纷外流。而人才流失越多，国家也就越没前途。其中代表人物有吴起、商鞅、吕不韦等。
吕不韦，出生于卫国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地处黄河岸边的濮阳交通十分便利：溯河而上，可抵达洛阳（今河南洛阳），那里曾是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战国时，它仍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繁华都市之一；顺河而下，可通往盛产鱼盐粟帛豆麦的齐、鲁（今山东境内）富庶之乡；向北过黄河，可直驰北方的大都会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往南，黄河水与鸿沟水系、淮河平原水道交通网联结起来。如此优越的地理环境，为濮阳人经商致富准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造就了一批商人，濮阳也就成为一个相当繁荣的商业都市。
吕不韦的父亲，就是濮阳的一个大商贾。
在吕不韦生活的年代，卫国已成为秦国和魏国、赵国、齐国争夺的要冲地带。卫国求助于魏国的保护，在魏的羽翼下苟延残喘。卫国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自夸、自傲，相反，它的风俗还常遭到别国的讥议，有人把卫国以及离它不远的郑国所流行的一种音乐，称为“郑卫之音”，把它归入淫邪的一类，属于糜糜之音。
在周围环境的熏陶下，吕不韦练就了一副精明的头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游刃有余。他继承父业，以经商为生，奔走于濮阳与邯郸、阳翟（韩国城市，在今河南禹县）之间，成为“家累千金”的大富商。
国运日衰、风雨飘摇的卫国，当然留不住吕不韦的心。他要到外面的世界，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二、邯郸城里“奇货可居”
邯郸远比濮阳繁华、昌盛。它既是赵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南通郑、卫，北接燕、涿（今北京、河北），东连齐、鲁的交通枢纽，是山东各诸侯国中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这座建造于公元前386年的赵国首都，规模宏伟，布局严谨。北面和东面为市区和臣民住宅，西面为王城。王城长1475米，宽1387米，气势恢宏。为当时各国王城之最。据说，从这座大城市里走出来的男人，也像这座城市一样，别有一种气度。尤其是他们走路的姿势、步态令各地追求新潮的年轻人竞相模仿。“邯郸学步”的故事，成为千古流传的一个笑话。
在这座汇聚着四方宾客、八方风物的大城市里，吕不韦寻觅着一桩能够一本万利的买卖。
一日，吕不韦兴冲冲地跑回家，神秘兮兮地问他父亲：“耕田的利有几倍？”父亲回答：“十倍。”他又问：“商贾的利有几倍？”答：“百倍。”他再问：“如果立一个国王，利有几倍？”父亲让儿子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给弄懵了，过了好久，嘴里才吐出几个字：“无数倍。”
儿子一笑，一字一句地对老子说：“当今之世，拼命种田，出死力耕作，到头来也只能混个吃饱穿暖。若能买到一个国君，让他听我的，就不仅一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可泽及后代，我就要做这样的买卖。”
原来，吕不韦盯上了正在赵国做“质”的秦国昭王的孙子异人。所谓“质”，就是诸侯国之间结盟时相互交换的人质，他们往往都是些公子、王孙。在本国背约时，人质就要受到惩处。异人是秦昭王太子安国君的庶子（非正妻所生之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排行居中，其母夏姬又不受宠幸，所以被送到赵国做人质。由于异人在国内没有地位，加上秦国又多次进攻赵国，因而赵国也就不善待异人，弄得他处境十分困难。
吕不韦却以商人的敏锐嗅觉，意识到这正是“奇货可居”的。他决定，做一次冒险的但却能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
吕不韦设法结交异人，与异人相处得非常亲密。一日，他对异人说：“现在秦王老了，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只有华阳夫人能立太子，可惜她没有儿子。你们兄弟有20多人，你排在中间，又不得宠，还长期在赵国做人质。以后安国君继任王位，你是没有希望当太子的。”异人对这一点早就看得很清楚，沮丧地说：“这又能怎么办呢？”吕不韦随即表示愿意帮助异人回国继承王位。
异人喜出望外，当下就与吕不韦说好，如果事成，两人共有秦国。
为了进一步笼络住异人，让异人对自己言听计从，吕不韦又准备将自己的一个漂亮情人“送”给异人。潇洒、有钱的吕不韦，在邯郸与一个叫赵姬的姑娘相好。赵姬不仅容貌姣艳，而且能歌善舞，很得吕不韦的喜欢，可吕不韦并不是那种能让男女欢爱束缚住手脚的人。
一日，他请异人吃饭，觥筹交错之间，请出赵姬歌舞助兴。赵姬眉眼传情，又频频为异人敬酒，弄得异人神魂颠倒。酒后异人拉住吕不韦的手，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给他为妻。吕不韦假装光火，异人则苦苦哀求，于是吕不韦便顺水推舟：“既然你如此喜爱，我就只能割爱了，送给你吧。”异人千谢万谢，对吕不韦愈加感激不尽。
赵姬后来生下一男孩，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关于政的生身父亲，有的说是吕不韦，有的说是异人，这里我们不予深究。但不管怎样，由于吕不韦与异人、赵姬之间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吕不韦与嬴政之间，也就存在着一种非同一般的关系。
三、咸阳密谋：异人立为嫡子
吕不韦决意从商业买卖转向政治投机。他对异人说：“我家里虽穷，但我想办法去搞千金，为你去秦国游说，让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太子。”
吕不韦送给异人500金，要他在邯郸广结朋友，自己又用500金买了珍稀宝物去秦国活动。到了咸阳，他去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送上厚礼，然后请他们将珍稀宝物献给华阳夫人。吕不韦又通过他们传话给华阳夫人，说：“异人贤智，结交天下的宾客，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
华阳夫人闻知，非常高兴。吕不韦继续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向华阳夫人传话：“我听说，凡是以美色得人喜爱的，终难长久。等到人老色衰，就不会再招人喜爱了。今天夫人深得太子的宠爱，可是没有儿子，应该尽早在诸子中选择一个贤孝的立为夫人的嫡子（正妻所生之子。古代行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以后夫人立的儿子继王位，夫人就不会失势。现在异人对夫人很贤孝，他自己清楚由于排行居中，不能继承王位。如果夫人立他为嫡子，则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皆大欢喜。异人对夫人会更孝顺，夫人也能终身得宠于秦国。”
这话很有效，深深打动了华阳夫人的心。于是，华阳夫人就对安国君说：“我有幸得到宠爱，却不幸没有儿子。我看异人最贤，愿意立他为嫡子。这样我以后也就有了依靠。”安国君答应了，还与华阳夫人郑重其事地刻玉符立约，以示不再反悔。
异人被立为嫡子，自然欣喜万分。他在赵国更频繁地开展社交活动，结交天下宾客，名声也就逐渐传扬开来。吕不韦则被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请做异人的老师，随时加以辅佐、提携。
公元前257年，秦攻邯郸，秦、赵关系吃紧。吕不韦对异人说，赶快逃回秦国，以免留在赵国遭到不测。吕不韦和异人用600斤黄金打通关节，逃出邯郸。异人的妻子赵氏（即赵姬）带着儿子躲藏到赵国的富豪之家。
异人回到咸阳，吕不韦对他说：“华阳夫人是楚国女子，你既是她的儿子，就应穿着楚国服装去见她。”异人依从吕不韦的话，一身楚服，去拜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见到异人这一身穿戴，心中无比欢喜，说：“我是楚人，你是我儿子，你穿楚服，我非常高兴。”安国君说：“吾儿可取名为子楚。”异人拜谢。从此又叫子楚。
四、投资回报：吕不韦为相
公元前251年，做了56年国君的秦昭王驾崩，时年53岁的太子安国君继承王位，此即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送子楚夫人赵氏和儿子回秦国。
不知是由于熬白了头才等到即位这一天，因而过于兴奋所致，还是因为长期耽于安乐，一旦临朝就被冗杂的政务所击倒，孝文王登基不过3天，就猝然而死，魂归西天。
吕不韦正处在为子楚被立为太子而洋洋自得的兴头里，没料想，更惊人的喜讯竟然又接踵而至。按秦国法律，太子子楚登基即位。这么多年来，吕不韦苦心经营的，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可他绝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般快，这般突然。
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新君没有食言，登基后颁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专为吕不韦而发的：“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以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十二个县为食邑。”（后改为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这道命令一下，秦国的文武大臣都惊呆了。因为，在当朝的百官中，没有一人有此殊荣。即使在秦国的历史上，既封丞相又封侯的也仅有2人，那就是魏冉和范雎。吕不韦一介布衣，既无武功，又无政绩，他有何德何能，竟如此青云直上，并集官、爵、封地于一身？
吕不韦心中自然一清二楚：这不过是多年前自己在邯郸所作投资的回报而已。
吕不韦当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罪人，奖赏先王功臣，以及对老百姓施行一些小恩小惠。虽说这是历代国王上台后的一套惯例，作为执政者，吕不韦因新君登基，必须例行这套老办法，但是，这对吕不韦来讲，却还别有一番用意，或者说，蕴含着深长的意味。
吕不韦深知，自己任丞相前，论政绩、武功，一无所有；论影响、地位，也无从谈起。因此，施行“德政”，用“德”、“义”来感召和笼络臣民，就十分紧要。不仅如此，从吕不韦以后的所言、所行看，“德”、“义”在他的思想意识中，还确实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从而，吕不韦给一贯倡导“严刑峻法”的秦国，带来了新的思想色彩；在统治手法上，也有所变化。
庄襄王只做了3年国君就死了，年仅13岁的太子政即位。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身份辅政。如此一直到王政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1岁亲政。在吕不韦担任秦国丞相长达12年的时间里，秦国的军政大权都操握在他的手中。
五、出色的武功
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在中原地区稳步扩展，并最终在战国后期的整个战局中，确立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
首先，秦灭亡了在巩地（今河南巩县）苟延残喘的小国东周。东周及西周，是战国前期在周王室的领土内分裂出的两个小国。公元前256年，秦昭王灭西周，同年，周赧王死，从此挂名的周天子不存在了。但东周仍遗存着，它的统治者称周公。周公虽不称为“天子”，然而毕竟是周王室的残余，所以他的存在，被秦国统治者视为统一中国的一大障碍。可是无缘无故地去消灭他，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元年），东周竟不自量力地联合各诸侯国图谋进攻秦国。吕不韦瞅准时机，亲自率兵轻而易举地征服东周，将其领地并入秦国版图。吕不韦又下令：将周公迁往阳人（今河南临汝西），让他奉其祭祀，延续着有名无权的周人宗室。
这一措施，显示出吕不韦不同于往昔君王的政治眼光：消灭东周国的实体，却又不绝其宗祀，这正符合儒家“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理想。百余年来，秦国以武力征伐东方各国，在东方国家中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人们常斥之以“虎狼之国”、“仁义不施”、“凶残暴虐”。吕不韦此举既铲除了走向统一的一个政治障碍，又为自己树起崇奉“礼”、“义”。施行“兴灭”、“继绝”善举的形象。这种形象，对于赢得天下士人的好感，吸引他们投奔秦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吕不韦可谓是出手不凡。
在灭东周的同一年，吕不韦又派将军蒙骜率军进攻韩国，韩桓惠王被迫将成皋和荥阳（均在今河南荥阳境内）一带割让秦国。秦在那里设立三川郡。成皋和荥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国取得它们，便控扼了关西通向关东各诸侯国的一条要道，也为秦国的东进开辟了牢固的前沿阵地。此时，秦国的东部边界已逼近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军的锋芒可由三川郡直指魏国的心脏。
次年，即公元前248年（庄襄王二年），吕不韦乘赵、魏进攻燕国、后方空虚的机会，派蒙骜率军向赵、魏两国进攻。很快，秦军就攻占了赵国的太原（今山西太原）、魏国的高都（今山西晋城北）与汲县（今河南汲县附近）。随后，秦军又在赵国西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先后取得榆次（今山西榆次附近）、新城（今山西新城附近）、狼孟（今山西阳曲北）等37城。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吕不韦令大将王龅进攻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西北地区），将其全部占领，并重建上党郡。同时，又在赵国故地太原及附近一大块土地上，置太原郡。
从庄襄王死至秦王政亲政这段时间内，吕不韦仍然实施“近攻”的方略，即将韩、赵、魏作为主攻目标。公元前245年（秦王政二年），秦攻取魏国的卷（今河南原武城北），斩首3万。公元前244至前243年，秦军接连攻占韩国13个城邑及魏国的田易、有诡二邑。公元前242年，蒙骜率军大举征伐魏国，一连占领了酸枣、燕、虚、桃人（均在今河南延津、长垣一带）、长平（今河南西华北）、雍丘（今河南杞梁）、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等20城，并在那里设立东郡。次年，秦攻占魏的朝歌（今河南淇县）。至此，韩、魏两国的绝大部分与赵国的西部，都归入秦的版图。
其间，秦国还灭了魏的附庸小国——卫（《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年，……拔卫。”而在其他一些记载中，卫已于数年前被魏消灭）。吕不韦将卫君角从濮阳迁至野王（今河南沁阳），让他在那里继续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君位。这种处理方法，显然与对东周的处置方式有类似的地方，显示了一种“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而与秦国过去一味以杀戮为能事的做法有所不同。不过，在对待卫君的态度上，似乎也多少表露出吕不韦对他故国的一种复杂情感。
公元前241年，为秦国东进的形势所迫，赵、楚、魏、韩、燕五国再一次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可是五国联军不堪一击，遭秦反击后，迅速瓦解。自此，东方诸国再也无力反击，只有等待着一个个被秦消灭。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军又向魏国发动多路进攻，占领了垣、蒲阳（均在今山西境内）、衍（今河南郑州北）。昔日兵强地广的魏国，此时只剩下残兵败将和大梁以东的小片地区。
六、卓有成就的文治
如果说，吕不韦执政时期秦国在军事上赢得的胜利，是借助了以往几十年筑下的基础，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应归功于秦军将士的英勇善战，那么，在这同时，秦国在文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就紧紧地与吕不韦联系在一起了。吕不韦给秦国的思想文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写下了一段辉煌的篇章。可以说，假如没有吕不韦，秦国历史上就极有可能会缺少这么光彩的一页。
吕不韦注重文治，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治国为政方面，除主张严刑峻法的法治以外，还倡导加强礼义教化。由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有《上德》一篇，其中说道：“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意思是，以“德”和“义”来引导天下，可以收到不用“赏”、“罚”手段而使民心归善、邪恶不生的功效。这种德、刑并用的思想，与秦国专任刑罚的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反映到对东方六国兼并的策略上，也就形成了刚、柔相济的两手：如同对待东周和卫国一样，除使用武力彻底消灭，有时还加以笼络、安抚。
2.改变过去的文化封锁政策，大量地引进东方国家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各色人才。秦国虽有任用外来人才的传统，但长期以来，为秦国所欢迎的，主要是持法家观点的人物，这使秦国的文化十分单一而贫弱。吕不韦任秦相后，广泛地从东方吸收、引进人才，诸子百家各派人物都欢迎。一时间，天下之士“斐然（原指五色相错的样子，这里形容一种盛况）争入事秦”。据说聚集在吕氏门下的宾客有3000之多，包括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各家门徒。这些士人在吕不韦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库，并担负着智囊团的作用。像后来为秦的统一和秦王朝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的李斯，最初就投在吕不韦的门下。
3.采撷诸子百家的精华，建立博采众长的理论体系。吕不韦执政时期，全国统一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朗，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吕不韦也在思考。不过，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法，来构建他的理论体系。他以为，“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吕不韦知道，人和物，都有其短与其长。只有善于吸取和利用别人之长以补己短者，才能成功，才会得天下。所以他组织手下的宾客，发挥各人的所学之长，著书立说，集百家为一家，编写出了先秦杂家的代表性著作《吕氏春秋》。
秦国早先地处岐山以西，为戎、狄杂居之地。由于地理和种族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迥别于中原的社会风习：民性强悍、崇尚武功。加上地处西陲，与其他国家交流较少，也就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落后状况。比如，战国诸子百家的著名人物，没有一个是在秦国的土壤上培植出来的。所以，吕不韦延揽各国人才，对各种学派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实在是秦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件盛事。而反映战国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渗透、百家合流特点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出现在秦国，更是为秦国的统一做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由于吕不韦在文化上进行的这项工作，使秦国可以毫无愧色地担当起统一的大任。
下面，就着重地谈谈《吕氏春秋》。
七、《吕氏春秋》的由来和概貌
《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述《吕氏春秋》的编纂缘起的：“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倾：向往，钦佩）。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号称战国“四公子”，他们都以礼贤下士、豢养众多食客而著称于世。吕不韦任秦相后，意识到秦国虽然强盛，但多的是武士，文士却奇缺，所以与东方诸侯国相比，有不如的地方。他遂广招宾客，又仿效当时著书立说的风气，让他们编撰了20多万字的《吕氏春秋》。《史记》中的这些记载，使我们对《吕氏春秋》成书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不过，有必要补充两点：
1.“四公子”养士主要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而吕不韦养士，则有着更为深远的意图（比如让其编撰《吕氏春秋》），这是“四公子”所不如的。汉代王充说：“六国之士出齐齐轻，入楚楚重，为赵赵完，叛魏魏伤。”（《论衡·效力》）。意谓战国之时，士人的向背，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关系重大。来自东方的吕不韦，当然明了在争夺人才的这一“战场”上，秦国并不占据优势，因而他要广泛罗致文士以弥补秦国文化上的不足，为统一做文化和人才的准备（当然，吕不韦也有吸引人才以扩大自己势力的意图）。从以后的历史看，吕不韦所网罗的人才，也确有为秦始皇所用，成为秦的栋梁之材的。
2.在《吕氏春秋》成书以前，虽然已有诸子百家的许多著作问世，并流传天下，但是像吕不韦那样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写文集的，却是第一回。而且，在现存的先秦诸子著作中，像《吕氏春秋》这样的体裁，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意义上，《吕氏春秋》的编纂和问世，实乃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
《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3个部分。由于是有计划组织编写，所以在形式上十分整齐。它的原来面貌为：“十二纪”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12个季节为“纪”，每一“纪”有5篇文章；“八览”是“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览”有8篇文章；“六论”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有6篇文章：再加上《序意》（即序言），共有161篇论文。可是，后来在流传中发生了夺佚错落的现象，所以，现存《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只有7篇，《序意》也仅余残文。
八、有所选择的杂家之言
在整齐的形式下，《吕氏春秋》包容了相当繁杂的内容。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说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学者汪中以为它是先秦“诸子之说兼而有之”。确实，参加编写《吕氏春秋》的学者来自各方，带来了各种不同学派的观点。但是，仔细分析《吕氏春秋》的内容，可以看到它还是有自己鲜明的倾向的。它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儒家、道家、法家、农家、兵家与阴阳家等的原有观点，而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选择和改造。当然，拼凑的痕迹，也是有的。
鼎这里介绍其中的一些观点。
《吕氏春秋》赞同儒家提倡的“君臣之义”，它举了两桩史实来说明这一道理。其一：
春秋时代晋国的贵族智伯被赵襄子所害，晋国的一部分也被赵瓜分。智伯的臣下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他把自己的胡子眉毛全剃光，全身涂黑，又弄得断肢残手，穿上破烂衣服，回到家中向妻子行乞。
其妻见来人模样像讨饭的，可开口说话的声音却像自己丈夫，十分生疑。见此。豫让离开后又吞吃木炭，把嗓子搞坏，让妻子也分辨不出他的声音。伪装成功后，豫让准备去暗杀赵襄子。
这时，豫让的一个好朋友见他如此残害自己，就问他：“你怎么想出这样的主意？”豫让回答：“我要替智伯报仇。”“可是，”这位朋友说，“你这样办简直是白受罪，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你的精神固然可嘉，却极不明智！”这位朋友继续劝道：“以你的才能去投奔赵襄子，赵襄子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采取办法杀死他，不是便当得多么？”
“此言差矣！”豫让反驳说：“照你说的这么去做，简直是出卖新朋友报答旧朋友。为旧君而害新主，违背君臣之义，还有比这种事更严重的吗？这和我报仇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我所以要为智伯报仇，正是为了维护和发扬君臣之义，而不是要走什么捷径。”
其二：
春秋时莒国的柱厉叔为莒敖公的大臣。柱厉叔发现莒敖公并不怎么信任自己，就知趣地辞官而去。然而有一天，有消息说莒敖公被敌人围困，十分危急。柱厉叔立即向友人告别，准备去莒敖公处与其同死。有人劝他：“当初，因为莒敖公不信任你，你才离开，现在你却要去与他同死，这岂不是对你信任和不信任都没区别了吗？”
“不然！”柱厉叔严厉地驳斥道：“以前，因为他不信任我，我才离开他。现在他有难，我若不去，那就恰恰证明他当初不信任我是对的。我就要在这个时刻去与他共患难，用这种行动警示那些不能识别忠臣的君主，让他们内疚、自责。这样，后世的忠臣就不会像我一样被误解。忠臣不为君王所误解，那么，君王的地位就会永远稳固了。”
《吕氏春秋》对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做了发展和运用。它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因袭）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审分览·任数》）《吕氏春秋》还认为，君主只要在用人上下功夫，别的事就可“无为”：“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季冬纪·士节》）
《吕氏春秋》还有许多墨家的观点，宣扬了“尚贤”、“非攻”、“节葬”等思想。
法家提倡求实，“法后王”（即注重当前现实），反对空谈“法先王”（效法先王）。在《吕氏春秋》中，《离谓》、《当务》、《察今》、《不二》等篇都阐发了这些观点。法家主张法令划一，君主必须控制权柄和谙熟权术。《吕氏春秋》的《有度》、《慎势》、《具备》、《任数》、《勿躬》、《知度》等篇，就专门谈到以法治国及人君南面之术。
九、杂家的意义
身为秦国丞相的吕不韦，竟又以杂家的形象出现，说明他认识到单纯地用某一家一派的观点来治理国家，是有缺陷的；而秦国只用法家的主张进行统治，也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兼采各家，尤其倡导融汇儒、法两家的政治策略，以有利于统治和管理。《吕氏春秋》其实是吕不韦的一个施政纲领。
可惜，《吕氏春秋》问世没多久，就被秦始皇打入冷宫。原因之一，是吕不韦的施政纲领与秦王政的思想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嬴政亲政与独治其民》一篇中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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