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和二姑都嫁到了同一个村子，可能是大姑先嫁的，而后大姑做媒，把二姑也嫁给了同一个村子，因为那个时期全国还处于解决温饱阶段，大姑嫁的那个村子叫三户庄（可能村名源自村里最初的三户人家吧，每姓一户，大姑夫姓王，二姑夫姓荆，另一姓我早忘了），村子地处肥沃的沭河平原，与我们所处的山村不同，那里每家都能分到许多田地，粮食产量丰富，把二姑也介绍到那个村子，图得就是温饱无忧吧。
大姑身体一直很好，虽然迄今已有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经历（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姐已有两位去世），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却依旧健康地活到现在，已有八十岁高龄了。去年“十一”回家，还见着了老人家，满脸皱纹的她抓住我的手问寒问暖。
二姑身体却很弱，在我印象中总是病秧秧地萎在炕头上，还总吃一些二姑夫从东北带回来的人参滋补，结果二姑在我十多岁时果真就去世了，之前是二姑夫先去世的。留下了表哥荆兆山和表姐蓉子，我还记得二姑下葬时美丽的蓉子姐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不过那时我看表哥还有同去参加葬礼的堂兄们都面带笑容地开着玩笑，我也面带笑容，来回路上一直嘻嘻哈哈的，自作聪明地想：也许这是安慰表哥和表姐的最佳方式，毕竟人死不能复生。不过后来我看表哥突然之间脸色阴郁起来，我也不敢多言语了，表情跟着凝重起来，我那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后来表哥去吉林省接了二姑夫的班，而蓉子姐不久便草草地嫁了人，后来听说婆婆和丈夫对她都不好，再后来听说她生了一个女儿。重男轻女的观念在中国农村是很严重的，生了女儿后婆婆和丈夫待她更不好，动辄打骂，不久她竟然喝了农药含恨自杀。后来我在《汲水女子》那首诗里写到了她，算是对她的纪念和对她的遭际鸣不平吧。
大姑生了五个女儿，一个儿子也没有。因而小时候父母想把我送给了大姑家，作为给大姑和大姑夫养老送终的儿子，这种习俗在老家叫“过给”，应该属于封建陋习，不过并不违法。我记得好像是小学三年级时跟堂兄去了大姑家，那次看来父母和大姑早已商量好，准备把我“过给”给大姑家了。我们中途先到一位堂姐家吃午饭，结果那是我有生一来第一次喝醉酒，醉得不省人事，满嘴疯话，洋相百出。晚上到了三户庄，我住到了二姑家，和表哥兆山睡一个床，酒精还在发挥作用，兆山哥说我全身发烫，像个小火笼。
而后我就在三户庄两个姑姑家长住了下来，有时在大姑家吃饭，有时在二姑家吃饭，白天上学，晚上做作业、找新认识的朋友们玩，倒也自由自在。那年期末考试，我在三户庄的村办小学也考了第一，不过那个吝啬的班主任不舍得多花一张奖状钱，说我是后插班的，不是在这里学得的成绩，就不给奖状了，我感到很失望，小时候总认为奖状是至高荣誉。就此兆山哥既为我自豪又替我难过，还开导我说：下一学期奖状就会发给你了。
间课休息时，我疯狂地玩，跟新认识的同学们打成一团，我尖着嗓子发出奇怪的叫声跑来跑去，估计这个班主任给我姑姑们打的小报告一定是：很聪明，成绩也很好，就是太调皮。
晚上我做作业时，跟表姐蓉子趴在一个大方凳上，那种方凳在我们那叫“兀子”，方方正正，上面雕着图案，一般作为结婚陪嫁的必备嫁妆，现在很少见到了，偶尔还能在老年人家里见到黑漆漆的“兀子”，估计可以拿到潘家园旧货市场（北京古董集散地之一）当古董卖了。二姑斜躺在炕上，一边抽烟（可能二姑是在东北学来的不良嗜好，山东老家很少有女人抽烟的）一边夸奖我而批评蓉子姐：你看小三（小三不是我的乳名，我在家排行老三，只有二姑和我二哥小学时的班主任薛老师这么喊过我），坐得端端正正，写字方方正正，你都这么大了，坐得歪歪斜斜，写字别别扭扭。
有时候我跟大姑夫睡在他们村里的仓库里，大姑夫好像是那个仓库的管理员，因为那时大姑家的表姐们都未出阁，我去她家住既不方便又没有那么多床铺，而且我很调皮，记得有一次我跟表姐们打闹，打翻了某一位表姐的胭脂，那可是她们少有的化妆品之一啊。大姑夫是个比较幽默的人，经常讲一些简单的可笑的故事，比如有一个故事是讲某人很笨，说一个老头在燃着的油灯下想抽烟，但是苦于没有火柴，郁闷了一夜。我总是咧着嘴笑，露出洁白牙齿，而我的脸和手肯定脏兮兮的。那个简陋的仓库里堆满了蒲苇，这是生长在水岸的一种植物，晒干了可以用来编成暖和柔软的席子和一种轻便的鞋子，这种席子很少见了，不过这种鞋子我在北京郊区的农贸市场看到过多次。
没过多久就过年了，我穿上了来大姑家时母亲给我做好的新衣服，小时候家里再穷，母亲过年也要给我们添一整身新衣服，现在看来当然是很土气的那种，套在棉衣棉裤外的蓝布上衣和蓝布裤子，好像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特别是出生在农村的人都穿过这种衣服。感谢母亲们，是她们让我们在清贫中偶尔崭新一下，是她们让我们童年的春节充满了幸福的回忆。
二姑家家境好一些，蓉子姐穿上了新买的漂亮衣服，跟女孩子们一起跳绳玩，少女们的笑声使三户庄这个土黄色的村子色彩丰富起来，那时我觉得蓉子姐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子。
黄昏时我在大姑家吃了年夜饭，而后半夜起来吃饺子。大年初一我们孩子们的活动是挨家挨户拜年，我们村子拜年时早没有磕头的习惯了，而这个村子却还真的磕，我跟那些小伙伴东一家西一家的磕头，而后赚到很少一点押岁钱（我们那叫押腰钱），但我们乐此不疲，也全然不晓得男儿膝下有黄金一说。
其中有个最好的小伙伴，同时也是我在新学校的同学，同时好像跟大姑夫有点血缘关系，算来与我是表兄弟关系。这个小伙伴跟我很要好，哪里我们都一起去，甚至坟场。我记得坟场有个不太高的石人，我心里暗想找机会要搬回家玩。二姑去世的时候，我离开三户庄村已数年，我来送葬时，低着头走在长长的送葬队伍里，这个小伙伴还悄悄地过来拉我的手，叫着我的大名让我过会儿去他家玩，我口里含糊地答应着，却怎么也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
大年初二还是初三，我就被大姑夫送回了我原先的家，那时本来准备把我“过给”给他们的，后来为什么又作罢了呢？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我很懂事了，不可能认他们为亲生父母；我很顽皮，不是可塑之材；姑夫可能问过我，喜欢呆在哪里，我当然会说喜欢呆在我亲生父母的身边……
回到家里，父母见了我很欣喜，他们当然想念我了。而更欣喜的是我的两个哥哥，他们那时也尚小，纯洁而深厚的兄弟情感使他们也深深地思念我这个小弟弟，他们和我快乐地玩在了一起，并很慷慨地用他们的链子枪（撞击火药而发出响声的一种用一节自行车链自制的玩具枪）换我用押岁钱买来的微型扑克，我还记得扑克正面的图案是《水浒传》里的好汉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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