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在20世纪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和巨大的发展，与之对应的中国绘画也经历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与传统美术相比，它前所未有地记录了百年中国社会各个时期的现实景观。从世纪初中华民族遭受的内忧外患，到世纪中叶的民族解放战争，从20世纪50年代新时代的建设，到改革开放后的复兴，都是绘画表现的重要主题与素材。在跨越百年的绘画潮流中，中国绘画形成了自身的艺术观念和价值取向，“现实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方法，更作为一种精神指向，成为中国绘画的思想主流。与西方20世纪绘画主要以艺术形式探索为特征的“现代主义”相比，百年中国绘画所呈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成为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20世纪中国绘画是在吸收外来艺术、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世纪初开始，几代中国艺术家前往欧洲和其他国家留学求艺，带回的不仅是新的艺术品种和表现技法，而且是认识外部世界新的观念与把握外部世界新的视觉方式。欧洲艺术传统中所具有的科学理性精神和造型经验，经过中国画家的理解和掌握，成为新的创造语言，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中好的经验也为中国画家所借鉴，促进了艺术观念的更新，但是，20世纪中国画绘画最显著的特征是在理解异国异质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自身文化遗产的再生，探索中西两大绘画体系在文化性质上内在的交流。随着文化视野的开阔，中国画家不断地返回自身的绘画传统之中，重新认识和发现传统，把传统作为个人风格创造的新的资源，实现了传统的现代转换。中国画家面向世界的眼光和深入传统的视角，使“中西融合”这一历史命题成为共性的文化取向，特别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绘画表现出广泛吸收外来艺术、在各种样式上推陈出新的探索锋芒，实现了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现代走向当代，也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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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体系
李心峰
作为客观的现实存在系统，“艺术的体系”是艺术理论和艺术学研究的客体对象。作为人们认识的结晶和理论研究的科学成果，“艺术的体系”是人们对艺术世界这一客体对象的系统把握。本章所谓“艺术的体系”，主要指由艺术的基本种类或曰基本门类所构成的艺术系统。在中国20世纪艺术理论中，在西方近代艺术体系的影响下，中国艺术的体系也实现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逐渐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体系。
一
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中国是艺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本民族独特结构与构成的民族艺术体系。然而，这种民族艺术的体系却没有得到理论上的科学的总结与概括，使得这种艺术体系成为一种“潜体系”，而没有在一定的知识体系中用一定的理论话语把它描述出来变成一种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显体系”。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也有一些类似于对艺术体系的概括。如先秦时期，便流行一种“六艺”的说法。对于“六艺”，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解释是指“礼、乐、射、驭、书、数”六种“技艺”。这可以看作当时人们对人格培养过程中六种重要技艺的概括。其中，与今天所说的“艺术”有关的，其实只有“书”与“乐”两种。因此，以今日的艺术观念来看，我们还远不能说这就是对当时艺术体系的概括。唐宋以后，人们在谈论文人艺术时，经常有所谓“琴棋书画”（或“诗书画印”）“四大艺术”的表述方式。后来，还有“诗文书画”（或“文章书画”）之类的表述方式，似可看作当时人们对几种比较重要的艺术门类的罗列。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表述方式具有偶发性，随意性，不确定性，看不出有什么统一的分类标准，远不是对中国古代艺术体系的自觉、系统、完整的归纳概括。总之，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当时艺术体系的认识，尚未从“潜”层次升华到“显”层次。中国古代人们对艺术体系的认识和把握之所以尚未能够从“潜体系”上升到“显体系”的层次，这与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尚未形成独立的艺术文化领域和明晰的艺术世界的观念这一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是分不开的。
西方现代形态的艺术体系，也不是古已有之的。它也是在西方社会由古代向现代形态转型过程中，随着文化诸领域的各自独立分治而逐渐形成的。在西方的古代、中世纪，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和艺术世界的观念。当时的艺术也与其他学术技艺浑沌不分地结合在一起。
西方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艺术体系是在西方近代社会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和艺术世界的观念的同时萌芽、诞生的。西方近代艺术体系的最典型的表述形式，便是包括建筑、绘画、雕塑、音乐和诗歌五种主要艺术的“美的艺术”的体系。[1]
西方这一近代的“美的艺术体系”诞生于18世纪。作为西方近代“美的艺术”体系形成的一个典型的标志，便是1746年法国艺术理论家夏尔·巴托（Charles Batteux，又译巴德，1713-1780）所发表的一篇专论《统一原则下的美的艺术》。他所谓的“美的艺术”包括音乐、诗歌、绘画、雕刻和舞蹈五种艺术。[2]这与上述包括五门主要艺术的近代“美的艺术”体系的典型形态只差一步之遥了：巴托将舞蹈置于他的美的艺术体系之中，而没有把建筑放在其中。
在形成上述“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诗歌这五门主要艺术”的“美的艺术体系”的过程中，许多启蒙思想家、艺术理论家如狄德罗、孟德斯鸠、达朗伯等，均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尤以与当时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一起共同担任当时西欧著名的《百科全书》主编并撰写《导言》的法国科学家、哲学家达朗伯（D’Alembert，1717-1783）所做的贡献影响最为深巨。“达朗伯对知识的划分据称是根据弗朗西斯·培根的做法。他明确地将自然科学以及语法、修辞和历史归为哲学类，另一类则是‘由模仿构成的认知力’，包括绘画、雕塑、建筑、诗歌和音乐。”“与巴托和古典传统不同的是，达朗伯将建筑归入模仿艺术，他由此而消除了巴托体系与近代美的艺术体系之间的最后阻隔。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百科全书》尤其是它著名的导言，完善了美的艺术体系，它追随并超越了巴托的分类；更由于《百科全书》的声誉和权威，从而使这一体系最广泛地传播于全欧洲。”[3]
自从这种“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诗歌这五门主要艺术”的“美的艺术体系”形成以来，人们对西方近代的艺术体系的认识仍在不断地完善它、充实它、修正它，使它不断符合日新月异的现代艺术体系发展演化的实际，从而使人们所把握到的现代艺术体系，有时是七种，有时是九种，有时又可能超过十种以上。[4]但是，这五种艺术所构成的“美的艺术”体系，一直是构成西方近代艺术体系的核心，也可以说是它的最权威、最经典的表现形式。
西方这种近代艺术体系，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根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王国维发表于1904年2月的《孔子之美育主义》[5]可能是最早涉及到这一完整的美的艺术体系的论文。他是在谈到人们“观美”即今日所谓“审美”的“被观之对象”既有“天然之美”，又有“人工之美”时，列举出一个对于中国艺术理论而言完全是一种现代形态的艺术体系。他说：“夫岂独天然之美而已，人工之美亦有之。宫观之瑰杰，雕刻之优美雄丽，图画之简淡冲远，诗歌、音乐之直诉人之肺腑，皆使人达于无欲之境界。”[6]这里，王国维明确提到了宫观（建筑）、雕刻、图画、诗歌、音乐五种“美术”，与前文介绍的诞生于西方近代的“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诗歌这五门主要艺术”的“美的艺术体系”完全吻合。
在同一篇《孔子之美育主义》的后文中，王国维再次将这一艺术体系运用于他关于中国传统美育状况的评论中。他说：“《论语》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在古昔，则胄子之教，典于后夔；大学之事，董于乐正。然则以音乐为教育之一科，不自孔子始也。” “呜呼！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质其有用与否；为一事，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故我国建筑、雕刻之术，无可言者。至图画一技，宋元以后，生面特开，其淡远幽雅，实有非西人所能梦见者，诗词亦代有作者。而世之贱儒，辄援‘玩物丧志’之说相诋，故一切美术，皆不能达完全之域。美之为物，为世所不顾久矣，庸讵知无用之用，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7]
这里，王国维依次讨论了诗（后文使用了“诗词”这一概念）、音乐、建筑、雕刻、图画五种艺术，与前述一段文字中列举的五种“美术”的构成基本一致，仅将“宫观”这一更加本土化的术语改称为“建筑”。他显然是以五种艺术的“美术”（美的艺术）体系作为标准，来批评中国传统艺术“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
如果说，以上二例还只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在1904年，王国维也在其他论著中涉及到这一现代艺术体系。如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他再次重复了这一现代艺术体系：“而美术之知识全为直观之知识，而无概念杂乎其间，……美术上之所表者，则非概念又非个象，而以个象代表其物之一种之全体，即上所谓实念者是也，故在在得直观之。如建筑、雕刻、图画、音乐等，皆呈于吾人之耳目者，唯诗歌（并戏剧小说言之）一道，虽藉概念之助以唤起吾人之直观，然其价值全存于其能直观与否。”[8]在这里，王国维所列举的五种主要艺术，即建筑、雕刻、图画、音乐、诗歌，与他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两次提到的“美术”体系的构成，可以说完全一致。[9]王国维在同一年内的两篇文章中，三次运用了在结构构成上完全一致的五种艺术的“美术”体系，这就决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而应该说，这种“美术”体系，已成为王国维当时进行艺术理论思维的一种新的范式。这一对于中国艺术理论传统来说完全是崭新的形态的“美术”体系，当然不是来自本土的艺术理论资源，更与“六艺”或“琴棋书画”等所谓“四大艺术”的表述形式迥然不同。它与我们前面所介绍的由五种主要艺术构成的西方近代“美的艺术”体系，竟完全吻合，纤毫不差，这发生在中国艺术理论刚刚开始接触西方理论的20世纪之初，不能不令人暗暗称奇。毫无疑问，这种“美术”体系是从西方美学、艺术理论中移植过来的。
王国维对西方近代美的艺术体系的移植，显然是受到西方美学、艺术理论特别是叔本华哲学、美学著作的影响。由于王国维自1902年夏开始钻研康德、叔本华，又对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作了精深的研读，他自然会对该书所体现出来的西方近代美的艺术体系了然于心，并将这一“美术”体系熟练地运用于自己研究孔子美育主义和介绍叔本华美学思想、教育思想的论文中，从而把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近代艺术体系，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中国的艺术理论话语体系之中。
可以说，王国维在以叔本华的著作为范本最早将西方近代美的艺术体系移植到中国的时候，几乎是原样照搬、亦步亦趋。这样做，对于阐释中国艺术的特殊体系这一本体存在而言，当然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弊。然而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的“潜艺术体系”而言，这种移植却具有根本的颠覆、转型和重建的意义。至于这一引进的现代艺术体系，如何结合本土艺术系统的实际进一步本土化，则需要留待以后逐步加以解决。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五种主要艺术所代表的美的艺术体系，曾反复不断地出现于此后我国的美学、艺术理论著作中，成为现代艺术理论不言自明的重要基石之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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